偷税问题被坐实，补缴税款加罚款逾900万元，这似乎成了司马南的“滑铁卢”。

消息甫一发布，整个网络空间洋溢着欢快喜庆的气氛。

天下苦司马氏久矣。这货狂悖横行多年，也有今天啊，很多人不由生出“忽报人间曾伏虎”之感。

按照以往定义劣迹艺人的标准来看，偷税漏税数额巨大的，基本上算玩完了。

问题在于，司马南是一般意义上的“艺人”么？

司马南混世，靠的是一张嘴，但他不是靠主持节目、靠说相声、靠演口技立足的，靠的乃是公共言说。

你见过有哪个艺人，可以在舆论场上纵横捭阖，围殴联想，揪斗莫言，批民营经济，批各种资本，批境外势力，动静可以搞这么大的？

再说了，要收拾某个艺人，若是从私生活方面入手，往往来得更容易。但对司马氏就选择了查税。

当然，“著名爱国家”司马南向来正气凛然，没准在私生活方面就是纤尘不染。以偷税的名义对其查办，就更加打脸——口口声声爱国的人，能干出偷税的勾当？

故此，“艺人涉税即死”之说，未必适合于司马南。

“喊爱国，却偷税”，意思就跟组织部长卖官、教师糟蹋女学生、海关人员参与走私、缉毒队长介入贩毒一样。

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其特定现实角色与所对应的行为和后果，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割裂感，使其背上一个更直接的污名标签。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不抬杠，就应承认不少企业尤其中小企业，总是随机地在交税与偷漏税之间进行选择，只要较真就不难查出问题——当然我坚决反对任何企业和个人偷税漏税。

司马南偷逃税款，令人不齿，理当被罚。对于一些因为他的“爱国人设”而支持他的追随者和拥趸来说，可能更关注其过去批判性的言论立场。

故对于其此次涉税问题，会有人持宽容态度，认为这只不过是著名“爱国家”的一个小失误，乃至于属于“隔墙扔砖头，砸中司马南”。

司马南可能也认为，自己只是在经营和行为上出现了意外，可归为“受害者”。他不是开始甩锅，称此事主要与他轻信合作方MCN公司会代缴税款有关吗？

一方面称”低头认罪，诚恳检讨，不求原谅“，一方面表示“如果还能有在网上发声的机会，会仔细讲一讲自己是如何成为偷税者的。”

这便是司马南。他痛称对不起粉丝的信任，却打死也不会对其无端攻击过的民营企业和精英人士说声“对不起”。

由此看来，偷税污点就能钉死司马南，将其逐出舆论场，或者其今后再也无颜面对数千万粉丝——事态未来的走向，未必有想象的那么乐观。

司马南是靠攻讦民营企业起家并坐大成势的，正因为其得计太久，以致于想要对民企老板给些安抚，都因为司马南的存在而变得拧巴，故至少在眼下必须搬开此人。

倘若对司马南查税有深层考虑，未见得一定是民企的地位更高了，而是缘于他对文宣事宜造成了某种牵制，削弱了文宣叙事本应有的弹性或灵活度。

要怪也只能怪司马南此前得意忘形、用力过猛。在某些特定议题上，挥挥爪、呲呲牙、吠几声是需要的，但不需要撒野和撕咬嘛。

或者说，在业已变化的政策语境下，司马南此前言行的“野”，太显突兀了罢。

于是在现实语境之下，司马南需要挨一顿板子。此前不是没被嗔责和敲打过，至多像对待不听话的孩童，拍几下屁股，连“打”都说不上。

看看这次，司马南屁股都被打出红印子了。

我宁肯相信，用偷税来惩戒司马南，是他被切割、被放弃的一种明证。通俗地说，他被当成一块脏抹布给扔弃不用了。

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使用司马南影响力的人。如果存在，那么对这样的人来说，司马南真的成了一笔负资产，不再有任何舆论价值了？

还是隐隐担心，问题没那么简单。

社会群体中，总会有部分成员由于各种原因，产生对当下生活现状的强烈不适感，找不到自我存在的意义。

这种失意以及由失意引发的“渴望”，促使其投入群体性的仇恨主义，藉此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他们要证明自己的人生不那么失败，就必须制造一个能够同仇敌忾的假想敌。

所谓的不如意，在他们看来，并不仅仅是社会内部因素所导致，还有外部力量。

内部因素，是国内精英阶层，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外部力量是国外“敌对势力”，包括中国的宿敌和假想敌。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虽是两个不同思想取向的社会思潮，但思想起源有重叠部分，两者的社会基础大抵相同，因此呈现嫁接和合流态势。

民族主义者需要利用民粹主义来动员，民粹主义者也乐于给自己贴上“爱国”的民族主义标识。

而爱国无疑又是最伟大也是最廉价的，这是他们所仅剩的最后一点价值所在，没有这一点，他们会发现自己一无是处。

正如埃里克· 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所说，“当一个人无力成就自己的时候，心理驱动力使然，他会盲目投身于某种‘神圣事业’ ，好让个人的责任、恐惧、缺点得到掩埋，好让自己的情感得以寄托” 。

“至于投身的事业是政治也好、 宗教也好、民族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好、其他高尚的主义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这场运动能够让他浑然忘我。 ”

司马南深谙这一逻辑，也最擅长拿捏之。其踢踹柳传志、马云、莫言等，搞得虎虎生风；而对美帝，更是指天骂地，乐此不疲。

司马南需要利用民粹主义成就其“爱国生意”，也有需要司马南的人——说白了是需要司马南驾轻就熟经营的新民粹主义。

如今，司马南看似倒掉了，其精神追随者还在，放眼望去，乌泱乌泱的。

在某些特定时候，需要司马南的人，仍可以借用民粹主义制造各种议题，转移民众注意力，将某些问题的责任归咎于精英群体和“敌对势力”。

眼下的司马南，确乎是一块脏兮兮的烂抹布，他自己是决计不甘被送入垃圾填埋场的，会拼命地自己洗涮洗涮。腌臜固然成为其底色，关键时候也可以派上场，勉强用一用的。

“乌合之众”式的反精英主义、反智主义群体精神结构，是有实际功用的，端赖于何时需要，以及需要的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敢肯定司马南就此“玩完了”。正派的民众对其鄙夷至极，但在需要他的人眼中，他未必真的就是一堆避之唯恐不及的“臭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