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拉·柯特莱西（Paola Cortellesi）的长片首作《还有明天》终于登陆中国大陆院线。早在去年，它就已登顶豆瓣年度冷门佳作榜。在意大利本土，它是2023年度票房冠军，打败《美丽人生》，成为意大利影史票房第九。今天，打开豆瓣，《还有明天》的评分已经攀升到9.4。

上个周末，在上台参加映后谈之前，宝拉·柯特莱西跟我们聊了聊。社交媒体上，风靡着她在映后中回答的每个问题，每个动作和表情。

一位观众在我们采访宝拉·柯特莱西导演的视频下留言，“走出电影院的时候，看见好多女孩都拿着电影的海报周边，那一刻特别想哭。电影票就像是我们的选票。”

伴随着对《还有明天》的二刷、三刷，我们想邀你共读影片中的五个细节——那是寄居于床单、巧克力和香烟之间的，我们的明天。

有多少人在电影院里全程提着一颗心，希望结局千万不要是迪丽娅跟汽修工私奔？

在映后谈中，导演提到，关于结局，片中早就埋下很多伏笔。仔细搜寻，原来，街头的海报是贯穿始终的线索。

让我们回到影片开头。又是新的一天，迪丽娅做完家务，出门打零工。

她走过长街。路过穿着单薄的乞讨者，身着各色制服的士兵，享受理发服务的男人。街上，毛驴车与美军巡逻车交错驶过，瘸腿拄拐的男人盯着路过女人的腰臀。小摊上蔫掉的菜、墙上的弹孔、老旧的自行车，无一不诉说着战后的萧条，当时社会的贫富差异和性别不公如数尽显。

人群中，几个年轻人在看报、发传单。迪丽娅准备转弯的路口，一辆挂着FRASCATI（白葡萄甜酒，产于意大利中部小镇）牌子的货车停靠在侧，与之平行的墙边，几个工人正在爬梯子贴海报，百废待兴的氛围隐约浮现。

以如此隐蔽的方式，海报第一次出现了。

这是导演宝拉·柯特莱西的奶奶生活的年代，她说，在听奶奶讲述过往时，她脑海中总会自然浮现黑白的画面。

当时，电影设备因战争遭到破坏，此前的创作无以为继，一部分渴望颠覆传统的电影人，开始通过更为朴素的纪录式镜头表现社会矛盾，用摄影机容纳⽇常世界的情绪，「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由此诞生。

《偷自行车的人》（1948）

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的墙上，也总是贴满新旧交叠的海报。《偷自行车的人》中，主角里奇在失业两年后终于找到一份贴海报的工作，他手中的电影明星海报，是对阶级差异的讽刺。

除此以外，当时，意大利街头海报的内容往往是罢工通知、招聘广告或政治标语。迪丽娅和好友玛丽莎坐在咖啡馆外聊天时，身后墙上叠满敬告妇女的宣言；投票现场，写着“正义”和“自由”的海报更是占据整面墙壁。

可以想象，1946年，当意大利女性第一次拥有选举权时，海报无处不在。它们充斥着生活的背景，通过直白的“刷屏”，鼓励埋首琐碎日常劳动的女性开始产生对明天的期盼。

影片结尾，迪丽娅投完票后，与人群中的女儿相视一笑，A Bocca Chiusa（《闭上嘴巴》）的唱词随即响起：“我只有嘴里这条舌头，即使你把这个也割掉，对不起，我也不会停下来。即使我闭着嘴，也可以歌唱。”

“不会闭嘴”是迪丽娅的公公嫌恶她的原因，也是她在日常中最微小的反抗：质问伞具店的老板为什么给她更低的工钱，开口纠正打断妻子说话的傲慢男主人。

宝拉·柯特莱西曾说：“当时，女人被要求闭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包括中产家庭的太太和有名望的女性，都被认为是家里男人的从属。”于是，音乐就变成无比重要的声音。

影片开头，迪丽娅被一个耳光叫醒。这时，背景音乐Aprite Le Finestre（《最好的一天》）响起。这首创作于1956年的意大利经典老歌曾被无数后人翻唱。

歌词唱着，“我打开窗户，呼吸春天清新的空气”，镜头却拍下一只狗往她居住的地下室的低矮窗口撒尿。在它的烘托下，迪丽娅既像一个即将登入生活剧场的演员，也被塑造成一个模式化履行家庭义务的机器人。

微妙的反差似乎提示着，接下来的整部电影就是要解开这“不对劲”的一切。

片名出现，银幕画幅展开，音乐随之骤变为美国乐队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在1998年发行的摇滚歌曲Calvin（《加尔文》）——它显然出自宝拉·柯特莱西的青春时代。

以此为界，电影并未流连于单纯展现迪丽娅所遭遇的“苦难”，而是悄悄成为了她在日常中酝酿的行动的同盟。

音乐的设置，似乎就是导演在告诉我们，影片讲述的是主流之外的女性历史，那里有她们抿着嘴唱出的歌。

以歌舞表现家暴是影片的亮点之一。当丈夫伊凡诺的舞步在拥抱和施暴间交替循环时，背景音乐Nessuno（《没有人》）唱着：“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这份爱将到永恒”。

导演以此指出家庭暴力中复杂的真相——浪漫爱制造的幻象和不维护女性的婚姻制度构成了双重陷阱，让受害的女性无法挣脱，甚至自我欺骗。“我能走去哪呢？”面对女儿的质问，迪丽娅喃喃自语。

直到迪丽娅狂奔去投票，快节奏的英文说唱Bombs Over Baghdad（《巴格达上空的炸弹》）响起，她的情绪也随之得到释放。

“正是这些默默无闻、没有发声机会的女性，构建了我们社会的根基。”宝拉·柯特莱西告诉我们。而片中制造出时空错置的音乐，以今天的目光，饱含温柔和理解地注视着昨日的女性。

如果说有什么元素，最大程度地串联起了迪丽娅的不同困境，一定是那两块“从天而降”的巧克力。

帮美国黑人士兵捡起丢失的照片后，迪丽娅获得了两块巧克力作为答谢。对于生活困窘的她来说，巧克力并非日常的食物。迪丽娅将巧克力作为“好消息”带回家，等待她的却是一场家暴和荡妇羞辱。

二战后，因北约框架和经济军事援助，意大利被美军间接控制。巧克力既是人道主义的符号，也隐含美式文化的渗透。

迪丽娅的丈夫视她为私有物，总以自己打过两次仗为由，对她进行身体和精神的剥削。在看到巧克力的瞬间，他感到自己在家庭与国族层面的自尊被双双击溃，并理所当然地视妻子为发泄出口——影片勾勒出了生活在战后贫困下的女性面临的普遍困境。

巧克力作为一种额外的资源，也成了迪丽娅两个儿子争夺的对象。他们争抢食物，也争抢姐姐的床、爷爷的房间。从公公到丈夫，再到两个儿子，有毒的男子气概、冷漠的父子情感如同脏话一般，在这个家庭里代代相传。

影片也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看到巧克力就想起浪漫爱情的刻板印象。迪丽娅将它送给那个叫尼诺的修车工，好像是在传达尘封暗涌的情愫。尼诺掰下一小块递还给她，两人随着浪漫的音乐咀嚼，粘在牙齿上的巧克力渍，像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吻。

幽默的是，咧嘴笑的滑稽造型又将浪漫感瓦解，发出一记对浪漫巧克力广告的顽皮暴击。在这个有些古怪的画面里，爱与尊重的不可及、尼诺的怯懦与自私、还有那句“我一不留神他就把你抢走了”中隐藏的危险占有欲，就这样明晃晃地横亘在了深情的对视间。

宝拉·柯特莱西告诉NOWNESS，迪丽娅和好友玛丽莎坐在咖啡馆外闲聊、抽烟和吃甜点，是她在片中最爱的画面。

“两个女性间的情感非常真挚，是那种虽然不是生活的核心，却始终存在着的爱。让这一刻特别的，并不是抽烟或叛逆，而是迪丽娅感到自己像青少年一样，初次探索世界。她是个一生都在为别人奉献的女人，而这一刻，她为自己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并为此感到兴奋和幸福。”

分别前，玛丽莎又递给迪丽娅另一根烟，迪丽娅将它揣进连衣裙的口袋。在下定决心去投票的那个晚上，迪丽娅扎起头发，把新做的上衣、口红和选票收进手提包，用笨拙的字迹写好给女儿的便条。然后，她走上天台，点燃了这根烟。

事实上，香烟这一元素与女性觉醒的历史有密切的关联。

长期以来，吸烟是男性的特权，也是女性堕落的象征。早期对于妇女吸烟禁忌的打破，本质是为增加女性烟草消费而打出的公关牌。1929年，受托于美国烟草公司，爱德华·伯内斯雇佣了一支妇女吸烟队伍，参与复活节游行，并拍摄了精美的照片。

后来，女记者露丝·黑尔也呼吁女性加入游行，“女人们！再次点燃自由的火炬！再一次反对性别禁忌！”，将吸烟与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政治诉求结合。

片中，香烟也作为男性雄竞的道具出现。女儿马切拉的富人未婚夫一家来到迪丽娅家吃饭，席间，伊凡诺指使不能上桌的迪丽娅，“去把我的烟拿来。”闻言，亲家男主人拍桌而起，正当我们以为一场肢体冲突在所难免时，他却只是把烟盒举到伊凡诺面前，“尊敬的伊凡诺，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请你抽些真正的烟草。”伊凡诺悻悻接过，两人点燃香烟，重新相对而坐。香烟帮男人决出了他们世界的秩序，让他们在其中继续协商利益交换。

对比之下，迪丽娅与玛丽莎之间的分享显得那么真切与珍贵。宝拉·柯特莱西在中国的一次映后中说，意大利语中常说的是“姐妹情”，而不是“兄弟情”，“在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女性内部的连接和团结非常重要。”就像影片最后，所有女性都为了共同的明天站在了一起。

2023年，《还有明天》首映两周后，意大利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位男子杀害了自己的前女友，引发全社会的震动和抗议。截至当时，意大利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名女性死于谋杀，50%的女性是被其伴侣或前任杀害。现实与电影的互文让我们意识到，性别暴力仍在继续。

电影中，1946年的这场政体公投，奠定了意大利现代民主的基础，为后续世俗化改革提供了制度框架。在影片没有描述到的未来，女儿马切拉这一代和更年轻的意大利女性争取到了离婚权（1974年）和堕胎权（1978年）。

也许我们都很容易忽略，床单，这个从第一个镜头就存在的元素，这个遍布城市空间的日常用品，才是一直在场，陪伴迪丽娅完成每一次转变的见证。

晾晒床单的天台，是属于女人们的讨论投票的场所，“我们去投票，事情会改变的。”，“没错，但只是形式上会改变。”她们调侃着，深知投票并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她们的困境。

公投前夜，当迪丽娅站在院子里抽烟时，夜晚的风吹动她身后晾衣绳上的床单。她知道，一次投票并不能帮她完成“出走”，但她完全地相信，自己应该这么做。

床单，女人日夜的劳动浆洗它，也将自己的智慧和联结蕴藏其中。迪丽娅的丈夫没能察觉她并未为女儿缝制婚纱，也不会知道选票就藏在房间的抽屉里面，都正是因为他对女性的日常劳动的漠视。迪丽娅通过操持家的秩序而瓦解家，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小的反抗，一种柔软的才华。

宝拉·柯特莱西曾表示，这部电影也是为了她的女儿而作。她希望女儿知道，今天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女性权利，是很多代女性努力争取的结果。

“尽管今天，大家已经意识到，过去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性别观念，有很多都是错的，但遗憾的是，从以前直到现在，它们仍然存在。”她说。

如何改变这一切？电影给出了它的答案——过一种有觉知的生活。

《还有明天》上海观影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