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骥关于小时候的记忆中，总是有很多火光。可能是烧荒，可能是取暖，随处都会有一些莫名的火。后来他拍了一部电影，故事里也有火焰，他让记忆里的火焰频繁出现在故事里，形成一种映照内心的景观。

这些火焰各不相同。一辆车燃烧后的熊熊烈火，是危险与毁灭；两个人点起一堆火烤鱼，火光印在脸上，投下的则是浪漫的影子。火，衬托着冰冷的冬季和清冷的夜色，成为一个内涵丰富的符号。

这部电影叫做《平原上的火焰》，在火边烤鱼的一对男女，是周冬雨和刘昊然扮演的。影片3月8日上映，而它最早露面，是2021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

作为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电影改编版，这部影片从释出消息以来，便受到极高的期待。小说原著在近十年中近乎成为当代经典，东北题材故事正在影视和文学中涌现，而这部电影又搭建了堪称豪华的演员班底，种种因素加成之下，在每年的最受期待华语片榜单上，该片都名列前茅。

从项目启动至今，转眼已经过去了十年，其间经历种种。在一个电影的生命历程中，令人感慨，却也很平常。

“我对青春伤痛毫无兴趣”

“物是人非。”张骥坐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语速很快，有一种谦虚的热情。2021年，《平原上的火焰》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在那之后，他接受过一轮采访。监制刁亦男和原著、艺术总监双雪涛都是应对媒体的老手，张骥旁观他们的采访，暗自学习。

“我当时觉得自己应对采访已经很老练了，”他笑着说，随即又收敛笑容，“隔了这几年，我突然发现，对同样的一些问题，心境已经完全不同。”电影上映两天来，他晚上都没睡好。

这是张骥作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项目启动于2015年，2020年拍摄，2025年公映。十年间，东北题材成为“显学”，相关文学和影视作品喷涌；电影市场抵达高峰，又经历严寒，反复震荡；漫长的等待中，一位很热心于这个项目的投资人患癌离世。“跟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八年之后，变化巨大，物是人非，李斐没有任何尊严地活着。”张骥说。

《平原上的火焰》故事分两段，分别发生在1997年和2005年。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在1997年失散。那年平安夜，女孩李斐和爸爸阴差阳错卷入一场凶杀案，父亲失手杀了一名警察，李斐则因为交通意外成了残疾，父女两人从此隐姓埋名，人间蒸发。8年后，男孩庄树当了警察，偶然发现那起凶杀案的线索，层层调查之下，青梅竹马的李斐和她的父亲被锁定为凶手，但事件的真相，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故事荡开了诗意的一笔。李斐和父亲卷入凶杀案的契机，源自李斐与庄树的一个约定，她要在平安夜的晚上，在郊区的野地里给庄树放一把焰火。但那场约定之旅，最终通向万劫不复的不归路。当庄树试图接近谜底时，才发现“回旋镖”击中了自己。一种宿命感油然而生。当他终于见到李斐那天，距离平安夜之约已经过去八年。

原著为人称道的优点，在于将一场充满宿命感的离散与重逢安放于真实质感的社会背景之下，在李、庄二人的命运遭际四周，铺陈着一个正在经历阵痛的东北，似乎处处都是伤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场两小无猜的焰火，便闪烁着真挚而纯粹的光芒，是坚硬冰冷中珍稀的暖色。

摄影师出身的张骥，为电影确定下冷硬的视觉风格，如同他喜欢的土耳其导演锡兰和俄罗斯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他不喜欢怀旧的滤镜，想要呈现的是每个人物的力量感。他读出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态度坚定，有内心执着的追求。

“我对青春伤痛毫无兴趣，爱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个电影肯定不是讲爱情。”他说，“故事最初感动我的，就是力量。”

在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逼仄小屋里，周冬雨完成了最有力量的一场表演。距离拍摄过去了五年，这依然是张骥回忆起来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他至今还记得那天现场的拥挤、兴奋和癫狂。当时，现场需要拍摄一场激烈的凶杀戏，而屋子狭窄，当摄影、灯光等工作人员拥挤地贴着墙各就各位后，导演都没有了位置，只能回到户外的监视器前。现场“血浆”遍地，演员脸上、身上涂满“血浆”，每次NG都需要用几个小时重新化妆，而周冬雨两次就拍过了。

“她演完以后，情绪控制不下来，大哭，演对手戏的吕聿来（饰演孙天博）也过来安抚她，但安抚都没有用。”张骥回忆，“我觉得这两位演员演到这个份上，内心会有一种幸福感。”

“你想拍一部《牯岭街》吗？”

十余年来，在银幕上，一种新的“东北美学”在崛起。2011年张猛导演的《钢的琴》，将一个经历工业化转型阵痛的东北展现在了银幕上，其后，一系列相同背景的影视作品涌现，一个自然环境严酷、经济形势颓败、精神迷茫困顿的“文艺东北”在银幕中诞生。

“东北”甚至可视为一种新的电影类型。《东北虎》《老枪》等影片均是这一类型的产物，剧集《漫长的季节》也是典型的东北类型故事，在2023年成为年度现象级剧集。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在201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斩获最高奖金熊奖。

当《白日焰火》上映之时，在无人知晓的角落，文学上的“东北文艺复兴”正在悄悄启幕。2014年，沈阳的银行职员双雪涛辞了职，埋头写一篇中篇小说。那年春天，当《白日焰火》从柏林载誉归来登上银幕，他便去看了，后来据他回忆，他在影院受到了震撼，因为在这部电影里发现了一种语法。这对正在写作《平原上的摩西》的他给予很大的帮助，让他发现了内心的某种东西，“好的创作会引领你，知道你内心的欲望，我当时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容器。”

2015年，双雪涛在《收获》杂志发表《平原上的摩西》，后来，这篇中篇小说被追认为一个起点——“东北文艺复兴”的起点。此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青年东北作家陆续发表了一批以东北为背景的小说，关于东北转型年代的叙事，一时间蔚为潮流。评论家黄平曾说，如果为“80后文学”寻找一个标志性的成熟时刻，便是《平原上的摩西》的出现。

这批“80后”作家很快就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双重关注，继而是影视界。在文学圈火了几年之后，双雪涛的多部中短篇小说陆续有了影视改编版本，迄今已有电影版《刺杀小说家》《我的朋友安德烈》出炉，《飞行家》等小说也进入了影视化阶段。而悬疑色彩浓厚、情节饱满跌宕的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更是让影视界青睐有加，其剧集版已经于2023年推出，由金马奖最佳影片《八月》的导演张大磊执导。

刁亦男读到双雪涛的小说时，也心有戚戚焉。他发现双雪涛的故事里除了有通俗情节的铺排，还充满尖利与柔软并存的东西。双雪涛找到了自己的文体，这让其小说与众不同。刁亦男视其为同道中人。那正是2015年，小说刚刚发表，关注的人并不多。

评论家黄平曾将《平原上的摩西》与《白日焰火》关联起来论述，他说，《平原上的摩西》中李斐想放而未得的焰火，在《白日焰火》的结尾处升起。“在美学风格上，刁亦男与双雪涛都在描绘一个黑色调的东北。”

当《平原上的摩西》被改编为电影，刁亦男成为监制。小说就是刁亦男推荐给张骥的。他们相识于2015年的金马奖，当年张骥因为《东北偏北》入围最佳摄影奖。张骥有了想当导演的想法后，刁亦男把双雪涛的小说推荐给了他。

双雪涛从辽宁来到北京以后，张骥很快就与他熟识了。张骥说，他们意气相投，“雪涛是个很燃的人，有东北人的性格。他说，我就认准你这个人，咱们就干！”后来双雪涛的名气越来越大，《平原上的摩西》剧集版筹备，张骥将剧集版版权转让了出去。

漫长的筹备阶段中，剧本经过反复修改。张骥说，每个编剧听说要改这部小说，都兴奋得搓手。刁亦男说，之前的几版剧本问题都很明显，铺陈得太广阔了，不仅篇幅收不住，也会很闷。“你想拍一部《牯岭街》（杨德昌执导的四个小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吗？不现实，也不是他（张骥）想要的。”最后编剧提炼出了李斐和庄树两人的故事线，一个精炼的故事得以成型。

精炼的改编，必然要做取舍。小说故事里，在李、庄二人之外，父辈的命运也紧密交织在一起，可以溯回至几十年前，虽然只是寥寥几笔带过，却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伤痛。小说以多重视角自述交织的笔法，为每个人都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前史，但电影中有限的篇幅放不下太多内容，上一代人的故事几乎没有展开。

对一些喜爱小说原著的读者来说，略过的父辈往事，削弱了故事的厚度和力度，也让故事本身的迷人色彩暗淡了不少。对此，张骥并非没有感知。

“电影里，傅东心（庄树母亲）与庄德增和李守廉之间的情感勾连不够。傅东心是什么人？她爸是工程师，可能是个南方人，被工人欺负，作为女儿你怎么办？你只能在工厂里找一个小靠山，她就想过简单的生活，能看书，能画画，别打扰我。但是没有那么大的篇幅去展示这些。”张骥坦诚地说，“肯定要对很多东西进行取舍，然后我们通过一场对话去调整了这个关系，把我们想要的部分呈现给观众。”

“已经没有时间感了，你就在时间之中”

面对这样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项目，张骥也有些许不自信。他怕最终的成果匹配不上所有演员们的发挥，刁亦男也认为，周冬雨和刘昊然都贡献了职业生涯发挥十分靠前的表演。“我压力又来了，演员把好的东西给你，你要如何呈现在电影里？”张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作为监制，刁亦男没有主动介入太多，张骥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拍摄阶段，他前期并未参与，在最后的阶段跟组十天，直到杀青。到了后期剪接时，导演需要他的时候到了。刁亦男感觉张骥在剧本和拍摄阶段都信心满满，但当拍摄完成进入后期时，这位新导演的压力显然增大。

“一个新导演，第一次执导，这个电影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今天能够呈现出来，我作为监制是满意的。”刁亦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电影能够实现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

《平原上的摩西》原著小说以鲜明的文学气质著称。故事以不同人物第一视角的自述展开，线索互相勾连，读者如同进入一个个叙述者的房间，每个房间又通向其他房间，直到最后才能看清全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小说，非常高级，非常不俗。”刁亦男有极大的文学阅读量，他喜欢这篇小说。他拍完《白日焰火》后，不想再重复在东北拍，所以没有亲自改编。而《白日焰火》也并非典型的东北故事，没有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之所以选择在东北拍，只是因为有滑冰的情节。

人们谈论电影时，常常会谈及文学性，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刁亦男反问：“什么是文学性？”他说，“文学才有文学性，电影只有电影性。你要说《白日焰火》的那场焰火是文学性，其实那恰恰是视觉性，但是有诗意存在。电影是可以有诗意，我更愿意用这个词。”

刁亦男觉得，《平原上的火焰》电影里的诗意，就在于那场漫长的约定。“这场约会那么的漫长，绕了那么多时代的岔路，两个人物的命运天翻地覆。多么富有罗曼蒂克气质，我觉得这就是诗意。”他说，但是电影不同于文学之处，在于不能从头到尾一味追求诗意，只能在一些时刻不经意浮现出来，电影的筋骨是故事，是通俗性。

这也符合张骥对电影的预想，他关注的是故事本身，而非诗意。“我跟雪涛怎么谈文学性？我觉得我达不到那个水平。我的原动力就是故事里的力量感，和我对生活的感受。”他说。

双雪涛在电影上映后接受了媒体采访，谈及这部电影经历的十年，感慨不已。他对公映版中的力量感也心有戚戚，他说电影中有一种朴拙的东西，修辞不多，但有力量。

用人生中的十年做一部电影，时间跨度超越了所有人的预想。其间种种跌宕起伏，在十年后的今天回想，已经不足为外人道，有时候说起来，他们恍如在说一件遥远的事。“人嘛，就是一辈子。这十年你不干这个事儿，你好像也没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可干，是吧？”张骥说，“我认了。”

“电影的故事和电影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共振，一个约会约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漫长的路。”刁亦男笑了，依旧慢吞吞地说，“做电影、做导演，就是熬人，神经要像筷子一样粗。但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喜欢，因为信念，最后已经没有时间感了，你就在时间之中。”

这天下午，刁亦男坐在制片人办公室楼下的咖啡馆接受采访。访谈完毕，他上楼与张骥和制片人见面。当晚他们要一道出席一场映后见面会，来的都是朋友，聊聊天，算是一场必要的交代。之后，他们就将与这条走了十年的旅程告别，再次进入时间之中。

记者：倪伟

编辑：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