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自己和前夫洪君彦离婚的缘由时，章含之本人在她的回忆录《风雨情》中的说法是：两人感情破裂乃至离婚是洪君彦有了外遇导致的。

章含之的说法很有名。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对她说：“我的章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由于有毛主席的介入，他们离婚就更加引人瞩目了——按章含之的说法，毛主席是站在她这一边的。

但是，洪君彦对此的说法却大相径庭，他曾在《明报》上发表文章《洪君彦：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文中指出：洪君彦在60年代遭受低谷后，章含之不仅没有关心和帮助，还和外国语学院的英文系的一个姓张的老师好了。

最令洪君彦难忘的一幕是，一次洪君彦被剃了阴阳头，狼狈地回到家中，章含之没有安慰他，而是“用鄙夷的口气”说道：“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

虽然章含之的话到底是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还要存疑，毕竟洪君彦当时没有录音机，怎么能保证十几年后自己的回忆一字不差？但我想，他的回忆大致是不会错的，为什么呢？从章含之和她养父章士钊的关系就能看出。

据章含之回忆，他们一家是1949年11月下旬从上海来到北京的，章士钊在民国大名鼎鼎，和毛主席关系非同一般，是中央的座上宾。然而，章含之却说：“我家迁至北京后的头七八年，是我和父亲思想最对立的时期。”

事实上可不止是七八年，章含之1961年向父亲宣布，要搬到学校宿舍去住，以表示自己脱离旧家庭，走了革命的道路。

为什么要脱离家庭呢？很好理解，因为那个时候章士钊就是旧资产阶级的代表。她说自己中学的时候，老师讲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她坐在下面“真是如坐针毡”，同学们向她投以异样的眼光，老师找她个别谈话，要她和父亲划清界限。

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15岁的我羞愧惶恐，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我终身耻辱，使我永远抬不起来头来。”于是她跑回家去愤怒地质问父亲。

1961年，从章士钊家搬出去的时候，章含之26岁。这个年纪放在今天看并不算大，就是一个“无知的年轻人”，但在当时，章含之和洪君彦的女儿这一年刚好出生，而她和洪君彦结婚是在1957年。

就在从章士钊家搬出去不久后，章含之说，当时有人要她举报她的大哥章可的“反动言行”。“要我揭发大哥时，我认为真正的革命就应‘大义灭亲’……于是我把大哥平时与我谈到的对希特勒、纳粹党的那些描述”都给揭发了。

章含之的行为害的她大哥不轻，不久后，“大哥被隔离审查了一些日子，要他交出纳粹党证。大哥当然交不出来、最后大哥被放回家，却丢了院长的职务。”

不难看出，26岁的章含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青年，她偏激武断，非常不成熟，藐视亲情，崇拜革命。

1962年12月，章士钊带着女儿章含之参加了毛主席70岁寿辰的家宴，并受邀成为毛主席的英语教师。此时的章含之明明是仰仗父亲的关系才获得了这一身份，但她对父亲的看法并未改变。据她本人回忆，毛主席问过她和父亲关系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

毛主席批评了章含之，说“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他介绍了章士钊早年间的反清经历，介绍了著名的“苏报案”，章含之这才若有所悟。

洪君彦在回忆录中也提过这个这段往事，称章含之和父亲关系闹到最僵的时候，曾给彭真同志写信，要断绝两人的父女关系。彭真当时派了秘书来劝章含之，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做出不符合政策的事。”

这样，章含之才没有再提这件事。洪君彦说：“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

我们不难想象，4年之后，即1966年，31岁的章含之看到自己的丈夫洪君彦被定义为“黑帮”之后，她会怎么在丈夫和“革命”中进行选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判断，章含之和洪君彦的关系破裂，章含之大概率是主导者和推动者。

至于有没有婚外情，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66年后，两人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离不离婚只是一纸证书的事情。

对于自己“婚内出轨”，洪君彦也是认的。他坦诚地说，1968年下放到牛棚后，他内心悲苦，渴望有人同情他，这时候，他和西语系的一个同病相怜的女教师产生了感情，“以至未能克制感情冲动，不上了婚外情的歧途”。（洪君彦和章含之正式离婚已经到了1972年。）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洪君彦的婚外情并不是一般的婚外情，而是原来婚姻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此不应该过于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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