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偶像剧的世界里，记者这一职业越来越频繁地开始出现。

《难哄》里的温以凡是电视台的新闻记者，《白色橄榄树》里的宋冉是战地记者，《以爱为营》中的郑书意是财经记者，《新闻女王》更是将港剧一贯擅长的权斗戏带进媒体行业，让佘诗曼饰演的“Man姐”文慧心成为观众眼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大角色。

一时间，似乎各个条线的记者都站上舞台，成为被讨论的对象。

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难免被以戏剧手段渲染、刻画，从而出现与现实情况不尽相同的场面。宋冉在战争现场脱口而出“太好了”，语调渐缓的同时还有慢动作和自顾自的煽情台词；郑书意的财经记者看起来不像是一份工作，更像是和霸总谈恋爱的合理身份。

而真实记者的工作状态与偶像剧有多大的差距？记者们自身又如何看待偶像剧中对记者的刻画？毒眸为此与互联网大厂、体制内单位、自媒体的深度报道、国际新闻、社会生活、财经、文娱、体育、科技等各条线的10位记者取得联系，共同讨论了关于记者真实生存状态的10个真问题。

在这份常与信念、公义、理想相挂钩的职业里，我们有必要了解参与其中的工作者的真实想法，以及倾听他们如何诉说。

Q1：入行多久了？当时怎样进入媒体行业？

沈冰：我是15年入行，在报社运营微博微信。16、17年感觉纸媒不太行了，转去自媒体。先是写娱乐向C端稿，又写了一段时间商业稿，才开始写自主选题，现在在互联网大厂做文娱记者，今年是第十年。

Richard：我大学读的就是新闻学，从实习到工作一直都在文娱行业，做媒体，今年是第五年。

赵伊岚：我之前在律所，现在转做金融条线记者，大概半年。当时综合对比了律师和记者两份工作，感觉媒体行业更有吸引力，就来了。

Blair：我大学读的是传播学，研究生读的是新闻学，22年开始实习，去年6月转正，目前在一家财经媒体做国际报道，做了半年多。

李菲菲：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记者，做了两年左右。一开始什么都写，后来公司转型，开始跟科技条线，我对AIGC、人工智能领域很感兴趣，也有热情和动力，就干下去了。

孙宛怡：我18年毕业就进了体育媒体，也是我第一份工作。大学读的也不是相关专业，但我就是喜欢足球，纯为爱发电，当时去了一家体育APP，我是它们的首批用户，干了三年。之后又转去做品牌记者，干了快四年，今年迎来了“七年之痒”。

郑铮：高中我就决定读新闻专业，家人觉得新闻单位比较适合女孩子，也比较稳定。毕业就进了报社下属的媒体，今年第四年。

殷豪男：我在英国读研的时候在一家电台兼职，和几个同样喜欢足球的小伙伴一起聊体育。后来回国加入了一家体育媒体，中间也做过公关，进过俱乐部办事处，现在还是在这家媒体，快十年了。

Q2：成为记者之前和之后，对于这个职业有哪些期待和认知上的改变？

Richard：小时候经常看鲁豫、许戈辉还有李红的节目，觉得她们都很知性、优雅又不乏锋利，很喜欢。后来自己做了记者，发现达到这种状态还是挺难的，每天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要面对各种突发情况，能保持精神状态正常就不错了。

沈冰：之前一直以为记者是那种“office lady”，喝个咖啡，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很松弛、精致，特别文青。结果根本不是这样，没有时间化妆，名牌包都舍不得背，拎个活动发的帆布包，或者背个双肩包就出去采访了，导致现在院子里的老人看见我还问，“小朋友放学啦？”

赵伊岚：以前没什么概念，只觉得记者站在台前，好像都挺光鲜的。但成为记者后才发现其实能被读者或者观众记得、看见的只有那1%，更多的是无人在意一个名称代号，做好记者这个职业，就要写出名气，避免成为“码字工人”。

孙宛怡：我当时对记者没什么概念也没什么期待，自己喜欢体育那就干。但就是18年那场世界杯，一个月60场比赛，什么好比赛烂比赛都要看，真的想吐。那时候突然意识到，兴趣和工作放在一起，好像并不快乐。

Q3：媒体行业的哪些特质是你喜欢的，哪些是你接受不了的？

Richard：因为跑文娱条线，确实足够光鲜亮丽。能接触到自己小时候就喜欢的导演、编剧、演员，还能和他们面对面深入交流，这种时刻我都会觉得很梦幻，很出离。电视剧电影综艺话剧也能提前看，你的一些意见可能真的会影响一些项目。不喜欢的就是有时候确实太“虚”了，还要应付各种关系，工作强度一上来是真的身心俱疲。

沈冰：喜欢的是不坐班，时间自由，不喜欢的是内容不自由。因为我们面对艺人比较多，从采访提纲到成稿都要跟对方确认，有的艺人团队就是把口掐的很紧，现场采访也盯得很“死”，只要问了提纲外的问题，就会立刻叫停。导致明明是我的自主选题，写下来像是一篇公关稿。什么真问题也没问出来，愈发觉得这份工作好像没什么行业价值。

赵伊岚：媒体行业对我来说能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时间自由，也足够新鲜，比律所重复、单调的工作有意思。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即时满足感”，之前接触的工作经常一个项目翻来覆去折腾很久，很消耗自己，但记者不会这样。选题一个接一个，可以快速走进一个全新领域。

李菲菲：媒体行业能最快压缩职场新人的成长时间，因为热点更新速度太快，很多时候都是掉着眼泪逼着自己写。不喜欢的点是门槛太低，内容的不确定性导致永远都是从0到1，而不是从1到10，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而且现在很多媒体活成了乙方，商业模式也很畸形，让人一眼望到头。

孙宛怡：我喜欢写东西，如果遇到一个好的采访对象，或一个喜欢的品牌，会很有成就感。但这个行业我觉得也很“拧巴”，不能“既要又要”，商业和内容如何平衡一直是个难题。

郑铮：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这种新鲜感和不可预期对我来说非常有挑战也很有意思。偶尔疲惫的时候就是写材料，因为要符合格式、需求。

林泉：我是体验派，记者工作可以让我拥有很多经历。我不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最后成没成不重要，经历比职称更重要。

Blair：媒体行业可以让我不断了解新东西，在报道的时候会积累很多专业知识。这是一份很依靠“智识”的工作，可以用“智识”撬动更好的资源。同时工作节奏很快，相较企业的工作，记者可以更快地拿到工作结果，并且不需要花费精力处理跟工作无关的事情。不太能接受的地方是一些媒体似乎不太重视“信源”，不会标明出处，一方面这不尊重版权和他人劳动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读者了解媒体生态。

Q4：你的条线有哪些特点？

Richard：和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接触比较多，要对各种文娱产品比较熟悉，同时要有自己的“sense”，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赵伊岚：我们面对机构比较多，比如银行机构、信托机构、保险机构等，我的选题行业观察、专题内容比较多，专业性比较强，日常要跟数字打交道，尤其马上财报季要来了。金融条线我感觉没有三年跑不下来，有相关从业背景可能会更顺一些。

李菲菲：科技条线英语要好，如果理工科出身或者有相关专业背景肯定更好，降维打击。

孙宛怡：体育条线要能熬夜，因为很多国外比赛。我们当时三班倒，第一年我几乎没有周末，也没什么社交。18年俄罗斯世界杯，那一个月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林泉：我们不分条线，只要和青年有关的内容我们都会关注，感兴趣的都可以做，但现在明星一概不碰。

Blair：报道国际新闻，语言一定要过关，起码要有能独立看懂原文，翻译原文的能力，中外文都能流利表达，同时也要对国际形势以及国外社交媒体有所了解。不能只简单编译，要多和国外专家学者聊聊，掌握一手资料。

Q5：从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或挑战是什么？

Richard：进新公司第一次做财报报道，完全不懂。当时的老板还给我做了个简单培训，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又是全英文的，很害怕出错，一遍遍对着数据算，最后还是算错了。急得在家里来回走，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后来我慢慢知道财报稿不用这样，但当时真的很着急，很怕自己做不好就要离开北京了。

沈冰：最开始在报社的时候每周有两天值班，要从早上七点半盯到晚上，晚上有任何突发，当日值班记者都要跟。我们当时就赶上了天津海港大爆炸，当时半夜十一点多，领导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们马上出快讯。

赵伊岚：一是专业度的提升，二是采访资源的积累。因为工作过程中接触到的不是行长就是金融监管人员，问题一定要专业，以及要问到点子上。之前也有同行包括我本人，都被一些经济学家在朋友圈“挂”过，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都“谨小慎微”，每一个问题都要做大量功课。采访资源方面需要大量参加各种会议，海量加人，但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建立联系以及产生良性互动。最近也在重建自己的“人脉库”。

李菲菲：应该是全英文采访《徒手攀岩人》（ The Soloist ）导演、制片人Jonathan Griffith。他是法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只能用英文采访，还好我是英语专业，采下来了。后面还采了《梦醒时分》（ Glimpse ）的导演Michael O’Connor。还有一次采访某短剧公司创始人，我刚要跟他聊两句，他跟我说向他咨询要收费，后面硬问了几句，对方明显开始跟我抬杠，有时候自己人比外国人还难采。

孙宛怡：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记者，而是公关。之前面过一家深度报道自媒体，他要我拿独家，我想了又想，这七年时间里，我没有这种经历，我做不到。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似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第一次产生了职业危机。

郑铮：有时候会觉得我的付出和回报好像不成正比。当我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后，会问自己，真的有什么收获吗？以及如果我不做这一行， 我还能干嘛？

林泉：偶尔会陷入一种无欲望的状态。单位管理、奖励机制等各种原因，会让人觉得不管多努力，好像结果都一样。如同温水煮青蛙，热情会慢慢消耗。没什么盼头也没什么升值空间，时常会感到无助。如果遇到好的采访对象和内容，偶尔还会“死水微澜”一下。记者工作确实很有趣，但有可能一辈子就停在“有趣”里，有时候看到了很多却又无力改变，那种感觉也很无奈。

Blair：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国际政治等专业内容确实不太了解，容易在细节上出错，比如把德国联邦议院写成德国联邦议会。而且我有时写稿比较啰嗦，看央视的国际新闻报道，发现记者的语言功底很好，写出的报道简练又精确，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学习这种表达。更大的困难是不仅做新闻编译，而是做出更多原创的、平衡的、深度的国际新闻报道。

Q6：对影视剧里的记者形象有什么看法？哪些是你认为比较还原的？哪些是你认为比较失真的？看到这些情节有什么感受？

沈冰：印象比较深的是周冬雨演的主编，当时好多人转发。尤其是选题会那段，各种新闻理论堆叠，现实工作中谁那么开啊？而且感觉她着装也不像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太精致了。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挺灰头土脸的，是不是这样没什么美感，所以影视剧都不这么拍啊？

赵伊岚：有看过一些，第一反应是什么记者有时间打扮得这么漂亮去上班？我们一般有突发直接把包一放，坐地上就开始赶稿，哪会这么精致？而且这些记者好像满脑子都是谈恋爱，现实工作中上哪谈恋爱？很失真。

孙宛怡：《The Newsroom》（新闻编辑室）除了过于理想主义外，其他都非常好，故事也能说得通，记者生活状态表现得也很真实，印象很深刻。

Blair：《新闻女王》看了半集就觉得很夸张，有个情节是记者砸碎车窗取证。我在香港读的新闻学研究生，有一节必修课就是“媒体与法律”。电视剧里的操作很明显是在取证过程中非法破坏他人财物，当时看了不是很理解。还有就是里面的主播好像话语权都很大，但在香港我好像没发现哪位主播能强势到这种地步。在直播前要胁制片人感觉也很不专业，电视新闻是团队的作品，而不只是主播一个人的谈判筹码。

Richard：《以爱为营》郑书意的很多片段都看笑了，尤其对时宴的“我主编都挑不出毛病，您卡了三次，除了想见我还能有别的理由吗？”那段输出真的很扯。现实工作中采访对象更像项目制的同事，大家工作用的是大脑，不是性缘脑。而且如果是商务稿，那真的三十遍都要含泪改完。

Q7：你认为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记者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你理想中的记者应该是什么样的？

Richard：我觉得现在的舆论环境更立体化，更碎片化。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信任的信息来源，可能是某音某书某头条，也可能是某位百万网红。记者可能没那么有趣，但会更客观，冷静，执着。理想中的记者也应该是这样，为了真相不懈努力。

赵伊岚：我觉得记者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信息的加工者，但一个好记者需要成为价值的传递者，要对行业有足够深的洞察，站在不同视角提问，与受访者达成良性互动。同时建立自己的个人资源，并将资源恰如其分用在刀刃上，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

孙宛怡：要么会采，拿到大独家；要么会写，能写出特别深刻、能反映人性和社会属性的故事，这些都算好记者。

Blair：我不是把“新闻理想”挂在嘴边的人，我会觉得这个词很肉麻，很浪漫，有些“自我感动”。记者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份工作，能够秉持专业主义精神把工作做好就很不容易，没必要自己感动自己。

殷豪男：我觉得未来可能不存在所谓“记者”这一职业。以前有记者，是因为在电视时代和纸媒时代，产业链条足够严密，分工也足够明确，这是大工业时代的一个工种。但现在产业链条急剧压缩，一个人就是一个媒体，什么活都干。你当然还可以叫它“记者”，但如今的“记者”已经远超之前的定义范围。某种程度上原有的记者已经消失了，现在的记者有着全新定义与面貌，我们也必须以更全能的姿态去应对这种变化。

Q8：在行业里这些年，你感受到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你是否适应，以及如何看待？

沈冰：我们是互联网大厂，最近经历了几次内部架构调整，以前是只有记者能去一线跑采访，现在各个工种、只要是和这个项目有关的同事都能去。外部的话，现在很多追星博主也有采访机会，他们面对明星艺人会放得更开，更有互动效果，也可以现场出视频。可能现在的受众更能接受这种形式，但对我来说，做这种“哥哥wink一下吧～”的内容可能有点难。还有就是个人成长天花板都太低了，这一行没有明确的晋升机制，公司管理也比较扁平，基本记者上面就是主编或创始人。工资也是，听前辈们说，媒体行业鼎盛的时候，一个礼拜光跑活动就几千块，各大公司也经常宴请媒体，就纯玩。现在完全比不了，有时候写出来的稿子都能直接被沟通删掉。

赵伊岚：听一些前辈们说，之前跑年会的时候，比如中关村金融论坛，基本都要24小时在线，拼命写。但现在可能行业也来到变革期，很多以前跟的内容现在也不跟了。

殷豪男：最早体育条线的采访权几乎只在广播电视和纸媒记者手里，随着后来门户网站、自媒体再到现在网红博主不断发展壮大，媒体的门槛不断降低，采访权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放。但从整体来看，创作者们的行业地位是在不断上升的。

Q9：对媒体行业的未来有哪些看法？你认为以AI、网红、自媒体博主等新型内容模式会对记者这一行业造成冲击吗？

赵伊岚：我觉得记者还是有专业优势在。比如我们和机构打交道比较多，会拿到很多独家。他们还是会更认知名度较高的专业财经媒体，也更认可专业记者。虽然现在有很多途径都可以获取消息，很多人也能拿到采访机会，但可能这个记者就能问出来，另一个就问不出来，这时候就能凸显出记者资源积累、敏感度以及与机构合作密切度的重要性。

郑铮：AI的冲击肯定是有的，但我们日常也会把AI当成辅助工具，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比如使用AI生成海报，生成视频，但不会让AI介入采访，因为AI替代不了记者本人的感受以及报道的“温度”，这是比较难控制的。

殷豪男：对于工作的最终判断是看技能和资源。对于媒体工作者，技能其实是很容易被取代的。所以在当下，媒体工作者需要不断进化。至于网红博主的崛起，我觉得没必要搞鄙视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努力， 没有后一代人的折腾，前一代人可能也享受不到不断扩大的采访机会。而且站在媒体发展的大视角来看，媒体的本质就是传播信息，大家的区别可能就是平台大小，本质没什么不同。

Blair：记者受过专业训练，对采访和写作的基本规范比较了解，面对突发新闻也可以快速反应判断，奔赴现场做一线报道。长达几个月的深度报道也需要专业媒体的财力物力支持。但确实和这些自媒体博主相比，我们非常依靠平台，他们的出现也让我们思考，抛开平台，我们的内容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Q10：在这个行业里最难忘的那一瞬间

郑铮：2023年跨年，我们和当地景区有个跨年活动宣传。当时全省禁燃，但我们的活动要在景区放烟花，也很早就宣传出去了。当天晚上十一点，突然接到通知说烟花不放了，但我们还在沟通协调，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多，最后还是不放了。我们就带着所有设备开车回市区，当时已经凌晨三点，我们所有人和设备都撤离了，零点也早过了。堵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收到消息，说烟花又放了。那一瞬间，百感交集。

殷豪男：从通道走到球场的那个瞬间是最惊人的。球员的入口比较狭窄，但你一进去视野一下就被打开，马上就是另一番天地，那个感觉不管去多少次，对我的冲击都很大。我不管去哪，都会去当地的球场转一转。

林泉：去边境哨所那次，我们要在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登上全军海拔最高驻兵点。这里积雪常年不化，甚至已经漫过坑道口，军车接二连三陷入雪中，我们乘坐的那辆也是。年轻的官兵们拿着铁锹纷纷下车，身躯一半埋没在沙砾一样飞舞的雪粒中，那一瞬间我拍了照片，一直是我的微信背景。回到北京，坐在机场快线上，四周摩天大楼，灯红酒绿，我仿佛穿梭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周之后，我开始害怕遗忘我在边境遇到的每一张黝黑发红的脸。如果我没有亲眼见过边境线上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真实世界，我便大概永远不会知道。

原来，做记者，就是让你知道世界参差，然后不会安心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想，这也是记者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