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是刑警》大结局前，尘封六年的东林三名女童被杀案终于告破。

在DNA等现代科技的加持下，犯罪嫌疑人王海被抓捕归案。在案件告破的那一刻，陶维志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坚持的不易。在案发后的六年里，作为东林县刑警队的副队长，陶维志坚持不懈、查案缉凶，用脚步丈量着中昌大地的每一寸土地。

六年不懈追凶，行程十万公里，在真凶落网、尘埃落定之后，陶维志的感觉和同事们一样——案子虽然破了，但是内心却是空落落的。

在短暂的激动和狂喜之后，陶队长一度陷入了自我怀疑和否定。夕阳的余晖里，民居阡陌明暗交错，陶维志坐在郊野的原上，俯视着脚下的小城，突然萌发出了功成身退的想法。

“案子虽然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追凶六载积案告破，三名女童沉冤得雪，在这样普天同庆、大快人心的时刻，陶队长为什么却萌生了退意呢？

突如其来的迷茫，往往是由于无所适从。在东林案发生后，陶维志一心抓凶手、死磕DNA，不知不觉间，破案缉凶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融进了血液里，刻进了骨髓中。

在六年的时间里，他访家族、查家谱、翻村志、拓碑刻，苦心钻研人口迁徙，足迹遍及中昌大地，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了东林4·19案上。如今，案件终于告破，他的生活瞬间失去了方向，这才有了目标达成后的空虚感。

在现实生活中，与陶维志经历类似的人不在少数。越是费尽心思、拼尽全力地去追逐，一旦梦想实现、获得成功，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空虚，而不是幻想中的满足。

陶维志的心理，大抵如此。

然而，这只是最表层的原因。陶维志从警多年，之所以突然想要脱下警服、辞职离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有限的能力，已经无法胜任刑警的岗位。

和清江两案、草河案、清江爆炸案这样的疑难杂症不同，东林案的破案条件简直好得太多。凶手既不懂清理痕迹，又不会反侦查手段，在案发的废弃窑洞中，到处都有凶手的指纹、足迹、DNA，有距离现场不远的摄像头，有被随意丢弃的饮料瓶，有随手扔下的烟头，有堵在门口的枣刺。

在海量的线索面前，东林警方之所以无法破案，不是偷奸耍滑的态度问题，而是力有不逮的能力问题。

陶维志能够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但是却不懂从细节入手、见微知著。对于现场矿泉水瓶的来源，对于作案人身份籍贯的认定，这既需要有经验和阅历，更需要身为刑警的嗅觉和判断。

在秦川到达东林后，陶维志曾当面提出，希望省厅能够给予经费支持，对坪城的顾氏家族进行DNA检测。秦川向来是个有事真上、有忙就帮的热心肠，但这一次他却拒绝了陶维志的请求。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特征，秦川有着自己的判断，他说，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并给出了三个理由——案发现场环境只有本地人熟悉，案发现场香烟为当地所产，窑洞口放枣刺为当地人的生活特点。

对于犯罪过程，秦川是这样说的，“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沟下捉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

秦川甚至直接给出了答案，犯罪嫌疑人居住地距离现场不超过五公里。

这样大胆且近乎武断的结论，几乎等于用几句话就否认了陶维志等人六年的努力。当时，陶队、杨队、成队都感到十分不满——凭什么他一个外来的领导，三言两语就推翻了我们六年的工作？

只是，事实胜于雄辩。在案件最终侦破后，我们惊奇地发现，秦川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对于作案过程的描述，对于侦查思路和重点的把控，在事后一一得到应验。

秦川之于陶维志，就是标准的降维打击。

陶维志自以为是学霸，但是在秦川这样的真学霸面前，他瞬间被秒，变成了妥妥的学渣。

对于一名优秀的刑警而言，能吃苦、肯奋斗、敢担当固然是宝贵的品质，但却远远不是全部。

在秦川出现之前，陶维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自认为也算是个合格的刑警。只是，秦川的出现，让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产生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的心理。

在东林案告破后，陶维志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一线刑警应该都是干脆、敏锐的。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在刑警的字典里，敏锐的嗅觉和超强的洞察力缺一不可。不幸的是，陶维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秦川说过，每个案件都有每个案件的味。案件的味道，听起来若有似无、玄之又玄，但事实上这是刑警天生的直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无论任何领域，在天赋面前，努力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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