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贾樟柯
以下为采访摘要
历经22年拍摄的影片
为何仅上映22天?
对话 贾樟柯
高考落榜,23岁才上大学,27岁长片首作一鸣惊人,45岁获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被称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
他是贾樟柯,人们亲切地叫他“贾科长”。他的电影是中国当代历史变迁的备忘录,他的镜头始终对准最卑微的个体,那些在时代跑步前进过程中跌倒的人。
△贾樟柯
田川:我发现您经常戴着墨镜,为什么?
贾樟柯:因为剪片子,特别是《风流一代》,一千多个小时的素材,剪了将近三年。有一天就觉得左眼不太舒服,对强光特别敏感,如果不戴眼镜就会流泪。
田川:但这样也给您增加了一份神秘感。
贾樟柯:没有,惹了很多麻烦。
田川:为什么?
贾樟柯:因为我老忘了解释戴墨镜的原因,有的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很高傲。
对话 贾樟柯
贾樟柯执导的最新电影《风流一代》,在11月22日上映,限时上映22天。影片历经22年拍摄、制作,在111分钟里,完成了一次情感与时代的壮游。
田川:您对这部电影有什么预期?
贾樟柯: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部电影想起很多事,能够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世纪初走到今天的。
△电影《风流一代》
田川:《风流一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的?
贾樟柯:2001年开始的,当时叫《拿数码摄影机的人》。我最喜欢的电影形态是早期带着摄影机,充满了偶发的、自然的拍摄。是水在到处漫延的电影,不被规定方向。
田川:您说这部电影拍了22年,我感受到了很强大的时间力量。
贾樟柯:我觉得这些年变化还是挺大的。大家很辛苦,比如去大厂工作,每天都有考核,有经济指标……这些东西看似井井有条,实际它把你框在了一个二维平面里,你挣脱不出来。
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朋友,他是学美术的,平时就在剧组做美术指导。他没有房子,就背个军用书包,装上毛巾、牙刷,然后在各个院校找朋友借住宿舍。他在我们宿舍还住了好几个月,当时正好有张空床,他就住下来了。晚上还跟我们一起聊聊艺术,看看电影。过了一两个月他说我走了,就又进组了。他根本不惶恐,也不因为没有房而焦虑。
我不是一个怀旧的人,社会发展总会有它的问题。但不能因为今天呈现出来的问题,就否定它在总体上的进步。看《风流一代》时,当我们意识到那个时候的人的宽容度,人的生存弹性,我们应该再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对话 贾樟柯
1970年5月,贾樟柯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售货员,还有一个大六岁的姐姐,是学校里的宣传队员。上学的时候,贾樟柯成绩不好,但朋友多,有十几个拜把兄弟。青春期的贾樟柯走穴跳过霹雳舞、练过几年形意拳。他学画画,和朋友一起住在太原南郊的铁路边上,邻居有农民、小贩、还有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偶然的机会看到《黄土地》,他决定做电影。考了三年,终于考上电影学院。
县城出身,混过社会,他看了无数的国产电影,发现没有一部能够与内心的经验直接对应,他开始以独立电影人的视角切入社会。贾樟柯的第一部电影是《小山回家》。那一年,贾樟柯刚来北京,看到电影学院四周住了很多修路的民工,这些熟悉的面孔,让他感觉首都离自己原来的县城生活并不太远。
△电影《小山回家》
对话 贾樟柯
《小武》《站台》《任逍遥》,被称为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在电影《小武》中,县城开始经济转型,昔日一起做扒手的兄弟发达了。送不出去的礼金,找不回的情分。没有理想,没有出路的小武,像县城被清扫的一颗尘土,微小、摇晃、努力维持着终将扫地的尊严。
之后电影《任逍遥》,千禧年到来,县城到处是破产的国有工厂。那些少年是失业工人的孩子。贾樟柯提到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两个东北的孩子要去抢银行,其中一个留了封信给妈妈,信里是《任逍遥》的歌词:
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
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
恨苍天你都不明了
“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好像在说贾樟柯,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
贾樟柯:千禧年代的社会非常激动,你看到的人都非常生动,因为大家充满了希望、热情,还有埋藏在社会里的能量。很多人不安于现状,想要寻找机会出去闯闯。有些混乱,但是充满能量的世纪之初我觉得太适合拍电影了。那个时候互联网也出现了,我们的情感方法、生活方法完全被重塑了。
没有电话的时代,我们找朋友都是不请自到,骑个自行车就去了,到了以后问谁谁谁在吗?在就进去聊。当时的人际关系不需要预约。但是当你有了手机,就变成预约制了。我们不可能再做一个不速之客,一定要发个短信问,下午三点去看你可以吗?人家说好忙,明天吧,或者说你来吧。再也没有推门就进,敲门问在不在的时候。
写信的年代,写完信还得跑到邮局把信扔到邮筒里,三四天寄到,然后对方回信,再用三四天寄回来。一来一回,等你拆开回信可能半个月过去了,这中间就是相思。移动互联,特别是有了视频通话后,这种相思就减弱了,哪怕一个人在北京,一个人在北欧或非洲。从这个角度看你就会意识到,科技重新塑造了社会,但科学触及不到的部分是情感之力。唯独情感是最神秘的,它是改变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力。
对话 贾樟柯
电影《世界》是贾樟柯在“故乡”主题之后的扩散。贫瘠的家乡,封闭,令人彷徨。人们向外逃离,却深陷另一种困境。这部电影对于贾樟柯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拍了四部电影,这次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
△电影《世界》
记者:有的人觉得你如果要保持自己的优势,其实不应该走出来,应该永远保持神秘的面孔,不知道你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贾樟柯:我觉得可能这样一种观点的人,很难理解一个导演,他的电影不能跟自己本土的观众见面,那种内心的,我不觉得是痛苦,我觉得是弥漫着我生命里面的一种空虚。
我觉得通过影像来记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的影像的记忆是空缺的。
——《世界》幕后纪录片
对话 贾樟柯
那年,《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一个票房30万,一个近3亿。2013年,贾樟柯以4起轰动全国的真实案件为原型,创造了影片《天注定》。有人说,贾樟柯镜头下的人,在试图维持生命的尊严,而另一种声音是——贾樟柯在出卖底层,拍取悦西方人的电影。
田川:2015年您说不想再拍电影了,您说感受到的是社会的固化,变革只是幻觉。
贾樟柯:我有两次不想再拍电影了,一次是2005、2006年,一次是2013、2014年,这两次几乎告别了这个职业。以前我们有那么多的活动,有那么多的讨论,还挺活跃的。但是最近几年说话的人很少了,都不怎么说话了。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说出来,懒得说了,它的背后是厌倦。我们只能对抗自己,对抗自己的厌倦、惰性、弱点,然后用这种方法试着改变些什么。
电影永远是年轻的
对话 贾樟柯
贾樟柯执导的最新电影《风流一代》,在11月22日上映,限时上映22天,历经22年拍摄、制作完成,带领观众完成了一次情感与时代的游历。有人说,《风流一代》可能是贾樟柯最伟大的作品,也有资深影迷表示了迷惑和失望。
田川:我觉得尤其是您的影迷,对您的热爱中其实还带着一些苛刻。大家非常好奇《风流一代》和您之前拍过的电影进步在哪里?
贾樟柯:由一个导演说自己的电影有什么进步可能有点不合适,我一般不太评价自己的电影。但是我想分享一些创作思路,其中不乏包括人对当下社会的情绪,人对自我新的认识,人跟人工智能之间的焦虑……艺术家就是一个信使,人发生了什么问题,社会的最新动态,是需要艺术家通过他的感受力传递给大家的。
田川:您觉得自己在这二三十年中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
贾樟柯:自己是很难有感觉的,可能连自己胖了瘦了都不太清楚。没有人不变,但具体变化了什么,我觉得从外在来说就是要做的事情更多了。我现在是两个大学的校长,同时也在教书,还要办平遥电影展。
有一次平遥电影展,我看到好多孩子,应该是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坐在电影宫的台阶上休息聊天,特别放松。过了一会儿老师就带着他们进去了,应该是去看电影了。这就是我梦想中的景象。我小时候特别爱艺术,但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没有这些。我在县城长大,除了电影院没有别的,没有展览,没有音乐。后来我们办了平遥电影展,这里有书店,有展览,有电影。孩子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这些东西,这是让我特别感慨的。
贾樟柯:疫情期间,本来应该在前一年10月办的平遥电影展,延迟到了来年1月,开幕那天还下了大雪。我们当时都觉得今年来看电影展的观众可能会特别少。结果开幕那天,好多人是坐高铁来的,甚至还有人冒雪开五六个小时车赶来。大家还有像《风流一代》里世纪初的那种热情。看到放映厅里坐满了人,我特别激动,那是很难忘的时刻。老有人说电影快死了,但对于爱电影的人来讲,电影永远是年轻的。
制作人:张燕
编导:周佳榕
编辑: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