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九年九月，返回盛京（现沈阳）祭祖的皇帝，被当地官员的几首诗所激怒。乾隆不但亲自逐句予以批判，还给这名官员扣上了“居心不可问”的帽子，最后将其发配黑龙江。

这名官员名叫世臣，满洲正白旗人。世臣舍弃了旗人入仕的诸多特权（荫亲、议功、举荐、捐纳等）不用，选择了最难的科举，在雍正五年中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要说满人，汉人中能获取这样成绩的人也不多。

但是这个“成就”也导致世臣有些孤芳自赏、爱卖弄。乾隆三年时，世臣被人弹劾“性情偏执、不甚安静”，恼怒的世臣以“即墨阿大夫”之典故自辩，不但没获取皇帝的谅解，反而让乾隆认为世臣将他类比为听谗言的昏君，处分了他。

这样的世臣仕途自然就不会顺畅，直到乾隆十三年才获得实职 – 通政使臣（负责校阅朝臣的题本）。其后升迁也很缓慢，乾隆十七年被外放盛京礼部侍郎。

注：清朝官员们上报公事用题本（对整个朝堂是公开的），向皇帝报告私事、密报等用奏本或密折。世臣的职责也说明他处在朝堂很边缘的位置。

满清入关后效仿明朝两京制，将自己的龙兴之地盛京也定为皇都（设户、礼、工、刑、兵五部）。但盛京不仅更为贫寒，其重要性也远不如明朝的南京，因此自康熙朝官员们就视调任盛京为贬谪。

乾隆从世臣的诗里读出了他与屡遭贬谪的苏轼隔世相怜之感，但是乾隆非常不满意他的颓废之情。在乾隆看来盛京是满清龙兴之地，朝廷在盛京设置的官职都责任重大。而且世臣身为满人怎么可以忘本？

如果只是斥责其颓废就显得皇帝胸无气量、小题大做了，来看看乾隆是如何“一键三连”的。

首先乾隆斥责世臣“本属庸才，粗通腐文”，怎么好意思自比苏轼？接着乾隆指出盛京礼部侍郎属于朝廷高官，世臣“自拟苏轼之谪黄州”，甚至发出“途穷之叹”，岂不是荒谬？那么世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乾隆开始逐句揭露世臣的“险恶用心”。

又云“秋色招人懒上朝”，寅清重秩，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其何以为庶寮表率？又云“半轮明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独不思盛京固我丰沛旧乡耶？世臣居心不可问如此。则昨之革职发遣，尚属轻典。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二》

“懒上朝”被认为是宣扬懒政，思乡之情被解释为贬低、诋毁满清龙兴之地。这一下就上升到了“其心可诛”的高度了，乾隆觉得发配黑龙江还是便宜他了。

一首诗被解读出如此之多的政治内涵，除了要感慨乾隆扣帽子的水平，不能不问一句乾隆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的给世臣罗织罪名？

首先这肯定不是政治报复。从世臣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出仕二十多年来对于朝堂毫无影响。如此边缘化的人物，不要说他参与朝堂争斗得罪皇帝，他连成为斗争工具的资格都没有。

其次也不是世臣犯下什么不好明言的大罪，需要拐弯抹角的去惩治他。除此之外，世臣的罪行也就是准备祭祀用品时有错误“预备一切祭器，俱甚潦草，且多错误”。但这并不是什么大罪，一般罚俸即可，严厉些也就革职，没必要发配更没必要再去攀附诗文。

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则从前汉人之以出关为畏途，又不足怪矣。此地风俗素醇，甚恐为此辈所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二》

乾隆是要“杀鸡儆猴”，他针对的就是“诗文”以及其代表的“汉化”。

满清入关后，八旗子弟因皇朝给予的特权，不事生计、生活优越。大部分旗人就此放弃了以往游猎骑射的生活，要么吃喝玩乐、混吃等死，要么醉心诗画、戏曲，陶醉于附庸风雅的生活之中。

这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原本让满清引以为傲的八旗军队迅速堕落、荒废。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靠的就是绿营而不是已经“躺平”的八旗子弟。

乾隆认为这是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并没有错，毕竟八旗没了满清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但是乾隆却将这个问题归咎于“汉化”，他认为只要将旗人和汉文化隔离开，远离诗歌文章，八旗就能重拾骑射之本并恢复往日雄风。

为此他才拿世臣的诗上纲上线的大做文章，目的是警示旗人警惕“汉化”，自觉划清界限。

除此之外乾隆还有诸多保护“国本”的措施。例如要求特定地区(盛京、蒙古等)的官员用满语奏事；朝堂官员的奏本以满汉双语誊写存档；满人不准改汉姓，不准模仿汉人取字、号等。

最重要的措施是乾隆恢复了其父停了十几年的“木兰秋狝”。乾隆每年只要有时间就会率领京师八旗、王公皇子们等近万人前往木兰围场（现河北围场县），进行少则十日，多则两个月的狩猎活动。

但是这些并没有什么作用。

首先，导致八旗子弟堕落以及八旗战斗力迅速下滑的原因并不是“汉化”，而是“特权”。所谓“汉化”，沉迷于诗酒戏曲，只不过是他们在特权之下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这些他们也会把精力、时间挥霍在别的玩乐上，例如遛鸟、玩鱼、玩虫 …… 特权带来的无压力、无竞争的生活才是八旗真正的毒药。

其次，汉化本就是满清皇族自己启动的。而且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向中原文化学习并汉化实际上也是满清的国策。

自皇太极主政开始，为了提升自身的实力，满清就开始系统性的向中原学习并主动汉化。不但效仿明朝的各项制度、吸纳大量汉族人才，满族权贵们也纷纷聘请汉人为师，教育、培养自己的子嗣。

入关后，满清为了实现一个小部族掌控整个中原皇朝的目的，更进一步的与汉族士绅加深合作。历任皇帝均高调宣扬“满汉一体”，在借鉴中原治理皇朝的经验教训的同时，让大量汉人参与进皇朝的管理并分享皇朝权益。

这种长期的政治合作，也让满人汉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汉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例如康熙年间权臣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都成了当时文坛数一数二的人物。虽然满清为了保障满族特权，在满人出仕为官上给予各种便利和特权，但是越来越多的旗人因汉化反而以科举中第为荣。例如满族的名臣鄂尔泰和鄂容安父子、尹继善、昌龄、那彦成等等。

乾隆自己在担忧汉人习气侵染弱化满人时，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他痛斥“汉化恶习”的方式也是“汉式”的。

八旗读书人，假借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其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 ……

估计此时的乾隆也想不到自己以后会越来越痴迷于诗文，以至于创下空前绝后的高产记录 – 四万余首。

其实乾隆自己应该也清楚这些，他不过是处在一种基于民族自尊的尴尬之中。

一方面他明白满族的成功是通过向先进学习、主动改变（汉化）自己换来的。另一方面成功之后他又不愿意承认自身族群的落后以及文化上的弱势。因为这涉及到满清皇族自身的威权，必须在各方面维持自身高高在上的地位。

明明落后、弱小还要居高临下，那就只能用“矛盾”和自我封闭来忽悠自己和皇朝。一边默默的享受汉化带来的好处，一边又将自身的问题归咎于汉化，通过将汉化批为“陋习”来凸显自身的“强势”。

其结果就是满清把自己折腾的越来越不伦不类，即丢了传统又跟不上先进。明明已经落后于时代，却还在幻想自己的强大并以天朝上国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