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阿满

核心提示：

1.高启强们的走红程度，简直像一场意外。他们展现出的人性的复杂和幽微，也成为观众在一开始便猜到结尾的情况下，仍能把《狂飙》津津有味看下去的重要理由。

2.尽管大结局之后，媒体舆论一直在引导对于高启强们的批评和反思，但反派角色出彩，正面角色相对失色，的确是《狂飙》无可争辩的特质。正面角色的伟光正成为一种惯性，而在后者的凝视下，正面角色往往不能偏离轨道分毫。

3.观众一方面期待角色的立体丰富，一方面又众口难调。一个不够正的正派，在今天互联网三观审查的氛围下，足够引起无穷的口水仗。

4.当观众习惯了带着强大的道德感看剧，对于正面角色尤其苛刻。反派的一点善意可能扭转形象，正派的反面却未必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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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完结后的第二天，无数观众好像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

有人开始二刷抠细节，有人梳理剧情，回味人物，有人在网络评论区蹲守各位主创的八卦趣事。从各大媒体到普通人的朋友圈，这部年度爆款剧的话题仍在延续。

《狂飙》是非典型的，它罕见地完整描绘了“高启强们”的崛起与毁灭之路，一个反派主角和周围的一圈反派配角，居然个个神完气足，形象饱满，甚至成为这部剧最吸引观众的元素。

《狂飙》又是典型的，如很多人所说，它是近年来少有的趋近完美的国产剧，但仍要“掐头去尾”：看到开头，结尾已经注定，坏人的伏法不存在悬念，这几乎是国产剧的铁律。

与很多主创的热烈互动相比，饰演警察安欣的张译似乎并没有太多关于这部剧的表达。有不少观众猜测，是不是高启强的风头太强，让作为正面主角的安欣，少了许多表达的空间？

无论如何，观众在纷乱的2023年初，记住了《狂飙》，记住了复杂的高启强，后者注定将作为一个典型角色，留在中国荧屏史上。而更重要的是，观众能等到一个像高启强一样精彩的正面角色吗？

高启强：一场事先张扬的死刑宣判

2月2日，《狂飙》大结局，高启强的死刑宣判“虽迟但到”。披上囚服的张颂文，朝着张译饰演的安欣举一举水杯，恍如当年的鱼贩子小高，荧幕外的许多观众，这次没有急着喊“正义不会缺席”，而是心情复杂地重新点开了第一集。

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写：“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熟悉国产剧传统的观众们，不会不知道一部扫黑剧应有的结局，反派角色被指派的使命，就是通过消亡印证社会公义，烘托正面人物的伟岸。

但高启强们的走红程度，简直像一场意外：从鱼档小贩到黑帮头目，高启强黑化的驱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生活形势的逼迫和对周遭人的责任感，这已经足以让观众共情，而他身边同谋、干将、杀手的身上，也都拥有可以反复品咂的角色厚度。

他们的自毁，镶嵌在巨大的时代和社会现实当中，带给大众足够强的沉浸感。由此展现出的人性的复杂和幽微，也成为观众在一开始便猜到结尾的情况下，仍能把《狂飙》津津有味看下去的重要理由。

相比之下，正面主角安欣还是更接近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扫黑警察形象：正直、孤独、委屈、坚守，最终守护正义。张译的演技加上剧集后期那一头看了让人心疼的花白头发，让安欣这个人物立住了，而且很动人，但与反派角色比起来，对于戏剧张力的贡献，明显更小。

在观众这里，更直观的感受是，一个被生活挤压得无处可逃的鱼贩子，和一个挺身而出的孤独英雄，前者的代入感显然要强得多的多。

正面角色失色，是因为反派太出彩吗？

尽管大结局之后，媒体舆论一直在引导对于高启强们的批评和反思，但反派角色出彩，正面角色相对失色，的确是《狂飙》无可争辩的特质。

如陈佩斯在小品《主角与配角》中所言：“你管得了我，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吗？”这句反问放在高启强身上似乎也并无不妥——一部剧，成功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兴趣和讨论，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一部承担了一定宣传目的的扫黑剧，没有让正面角色的人物弧光与反派角色齐平，确实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

当然不能苛责观众对于恶的反思力不够，更大的原因是正面角色的引力太小。

张译不是演不好复杂角色，甚至反派，往远处说，《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阴阳怪气的小太爷，往近处说，《追凶者也》里乌龙百出的二流杀手，都令人印象深刻。高启强的成功，也证明《狂飙》的导演、编剧等主创水准在线。那安欣的单薄，或许就可以更多归结于正面角色创作空间的狭窄。

类似的现象在近些年的国产剧中并不少见，所谓“胜天半子祁同伟，禁毒标杆林耀东，心想事成高明远”，祁同伟经历的励志，林耀东展现的决断，高明远展现的深沉，都让观众几乎忘记他们的反派属性，甚至出现“主角（正面角色）完全可以取消”的论调。

既有电视剧制度的要求，又有大众的道德审视，让导演编剧和演员们在正面角色的发挥上束手束脚——在前者的要求下，正面角色的伟光正成为一种惯性，而在后者的凝视下，正面角色往往不能偏离轨道分毫。

《黑冰》中的刑侦队长李建新、卧底段海，《黑洞》中的刑侦队长刘振汉，都是今日荧屏上很少再见的丰满立体的警察形象。

遥想当年，《亮剑》刚刚播出的时候，也有不少批评声音围绕李云龙，指责“没见过这样的革命干部形象”，但还是开启了战争剧中一批亦正亦邪，满身毛病的正面主角先河。《狂飙》导演徐纪周十二年前的作品《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李大本事”就是一个例子。如今不要说类似的角色，连演员本人的名字，也一起销声匿迹了。

2009年的《蜗居》，主角海萍为了买房，人生观逐渐松动扭曲，观众厌恶海萍，却又不得不同情海萍，因为她身上有一代人共同的焦虑。数年之后，《蜗居》的记忆在“封杀”的流言中逐渐淡去。

无论是对正面角色本身的审查，还是对饰演角色的演员的审查，都让后续的创作者更加谨慎。告别国产剧的黄金时代，今天屏幕里的正派主角，也就愈发保守刻板了。观众很多时候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挑剔，一方面期待角色的立体丰富，一方面又众口难调。一个不够正的正派，在今天互联网三观审查的氛围下，足够引起无穷的口水仗。

《大宅门》里邪气与正气并存的白景琦，放在今天是妥妥的渣男，估计要被不少人弃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张大民，本事不大，油嘴滑舌，带不来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也更立不起好男人人设；哪怕是看上去“人畜无害”的《父母爱情》，要不要嫁给江德福和要不要娶安杰的话题，也让观众吵了近十年。

中国观众习惯了带着强大的道德感看剧，对于正面角色尤其苛刻。反派的一点善意可能扭转形象，正派的反面却未必被接受。某种程度上，许多观众没有做好欣赏复杂主角的心理准备。

久而久之，主创也只好让正派一正再正，甚至在很多国产剧中，老戏骨扮演的反派角色负责吸引关注飙演技，自带资源的年轻演员出演无足轻重的正面角色“混脸熟”。比如提起《破冰行动》，有谁会想起主角姓甚名谁？

从祁同伟到朱朝阳再到高启强，从《人民的名义》到《隐秘的角落》再到《狂飙》，国产剧现实主义回归，并且找到了一套书写复杂人物的方法论，是一件好事。观众也逐渐做好了解读复杂人物的准备，能够区分角色的艺术形象和道德形象，做到理解高启强们却不认同高启强们，这更是一件好事。

下一步，我们应该更期待一个媲美高启强的正面主角出现，这当然需要创作者对生活更深刻的洞察，也更需要观众的宽容，和创作制度上对于题材和角色的松动——也许，这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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