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解放干部引出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的消息传来之时，我们这些老同志既吃惊，又从心眼里高兴。一方面，我们没有想到林彪会发展到为抢班夺权谋害毛主席而最终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场;另一方面，我们又为搬掉了心头长期压着的一块石头而感到无比的轻松。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我见到了粟裕、谭政等同志，大家兴奋地在一起交谈，都颇有同感。谭政同志还百感交集地告诉我，他的夫人王长德同志听到林彪死了的消息，大笑一声，便去世了。这种乐极生悲的事是多么令人心酸。老同志们对林彪的倒行逆施恨到了极点，而对林彪突如其来的自取灭亡，又兴奋到了极点，才发生了这样的事。在这次会议上，我带头呼口号，抓护党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处理意见，同时期待着党、国家、军队从此有一个转机

“九一三”事件以后，作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的李作鹏被停职审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我来主持海军的工作。在领导部队积极开展批林整风的同时，海军党委常委在一九七二年初开了十几天的会，大家坐在一起，交心通气，共同总结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常委同志们都认真回顾了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走过的道路，检查了自己的思想，相互间也诚恳地交换了意见，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跟随林彪、李作鹏犯了严重错误的王宏坤、吴瑞林同志，大家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也初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比之多年来常委内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这次会议进了一步，大家能够畅所欲言，说了心里话，气氛是比较好的。

当时，作为常委一班人的“班长”我的指导思想是借批林整区比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常委一班人团结起来，从而结束长期以来常委内部不团结的局面接着，海军又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期扩大常委交心通气会议的成果，通过批林整风，在更大的范围内总结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各级领导干部消除隔阂，团结起来，重整海军旗鼓。所以，在扩大会议开幕的时候，我强调了两点，一点是掌握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重点放在“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联系实际批林彪、李作鹏对海军的破坏。一点是以大局为重，搞好团结。

为了开好这次会，我提出常委同志带头，特别是参加过庐山会议的王宏坤、吴瑞林、赵启民和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揭发批判，检讨自己的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开得很热烈:同志们纷纷发言，联系海军实际批林，同时倡导“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我把会议情况向叶剑英同志作了报告，叶剑英同志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批林整风，很自然地就提出了解放干部的问题。“文革”以来，李作鹏在海军搞了以他划线的层层站队，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不少人身体都搞坏了了。一九六九年林彪一号命令后，这些干部被分别送到湖南零陵、江西上饶和北京煤炭干校，名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则劳动改造。“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们纷纷投诉、上访，要求戴领章帽徽，要求平反。解放干部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我对这些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是非常同情的。这些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海军建设的功臣，林彪、李作鹏及其追随者们却把他们往死里整。苏振华同志生病很厉害，得不到及时治疗。杜义德同志母亲去世，三百元钱的丧葬费都拿不出来。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期间，我把干部问题向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作了报告。叶剑英同志说，一些老干部要分配工作，这些人是经过几十年斗争锻炼的，有经验，还是要用。他还告诉我，解放干部工作，毛主席在亲自抓。以后，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鉴于海军干部问题比较突出，中央、军委又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海军党委常委多次研究了干部解放问题，理直气壮地展开了解放干部的工作。

我在这次常委扩大会上说，我们要紧跟中央的部署，要有预见性，中央现在准备做解放干部的工作，我们要做准备，跟上去。我还代表常委宣布了要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打击的干部尽快分配工作的决定。

在这时，总政治部召开的全军干部工作会议结束了。会议的主要精神是批到林彪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人一起工作。解放“文革”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这个会议精神一传达，对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紧接着，毛泽东同志批示解放苏振华同志，周总理、叶剑英同志亲自过间了这件事。叶剑英同志还给我打来电话，专门谈解放干部问题、问海军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有多少，准备怎样解决，要我们写个报告给军委，并说毛主席、党中央在抓这个问题。

我立即召集常委会议研究这些问题，布置有关部门向军委写报告。我还叫来了当时的清查办公室主任李君彦同志，让他负责把在海直机关的师以上干部一个一个进行查对，凡属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没有什么问题的就列个名单。经过认真查对后提出了一个六十名同志的名单，常委研究后决定全部解放，首先让他们参加传达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师以上干部会议。此事，我报告了叶剑英同志，以后，又就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书面报告，得到了赞同。

三月中旬，我们通知这六十名干部参加海军领导机关师以上干部会议，听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传达报告。这些干部进入会场时，全场鼓掌欢迎，场面是很动人的。我在会上讲了话，欢迎大家回来工作，将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宣布解放。此时，全场再次掌声雷动。五年来，这些干部第一次走进这样的会议室，听这样的报告，受到平等的政治待遇，人人激动不已。我对大家说，过去的问题，记在林彪、李作鹏的账上，大家要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海军的工作。

对解放的干部，我说，有些同志过去受打击迫害，身体也弄坏了，希望这些同志对自己一分为二，正确对待过去的问题，把群众对自己的批判同林彪、李作鹏的打击陷害区别开来，不能搞什么报复，搞什么反复。以前林彪、李作鹏这样搞，我们不能这样搞。对过去与这批干部有分歧、有斗争的同志，我说，大家不应抱任何成见，要支持这些同志工作，尊重这些同志的领导。这就是我当时对解放干部问题的认识。

这次大会对海军的干部影响很大。个别不堪折磨想打行李卷回家的同志，参加会议后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表示继续留队，把晚年献给海军事业。一些含怨离开了海军的同志也纷纷来信，要求重返海防前线，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贡献力量。恢复了工作的同志更是精神愉快，早出晚归，深入部队，积极工作。

为了加速海军解放干部的进程，党委又决定在师以上各单位成立专案审查和结论复查办公室，专门审查、甄别林彪、李作鹏设立的专案和所作的结论，使一大批干部得以解放。苏振华同志回到海军工作时，海军党委组织了干部大会，欢迎苏振华以及刘道生和杜义德同志重回海军领导岗位工作，并上报增补三位同志为海军常委。

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一时间走在了全军的前列，引起很大的反响。不少兄弟单位反映，海军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侠。朱德同志、轰荣臻同志在一次会议上也对我说，你们走的步子是对的。当时，我还准备在解放干部问题上进一步放开手足，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但是，我在海军做的这些积极解放干部的工作，引起了当时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的极大不满。他指责我这一重大向题没有向上报告就私自决定，违反组织原则。我认真想了一下，我做的这项工作完全是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而且每一步都向军委领导作了报告，总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还几次专门指示业务部门向上报告，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至于说我没有向张春桥个人作专门的报告，这倒是事实，但当时究竟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我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尽管我从思想上对张春桥这类在“文革”中靠投机钻营、摇唇鼓舌上来的人格格不入，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在领导关系上，我还是很注意组织原则的，该请示报告的就请示报告。

我据实向张春桥作了解释，说明自己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却更加激怒了张春桥。他专门找了叶剑英同志，发脾气，说他管不了海军，肖劲光不买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同志只好来做我的工作后来，这事又告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在我访问朝鲜回国后，与我谈了这个问题，他也只好对我说，中央既是决定由张春桥分管海军的工作，还是应当注意尊重他。张春桥对我积极解放干部问题的责难，并不仅仅是由于我对他的不尊重，不向他报告，这应当与当时全国的形势联系起来看。

“九一三”以后，解放干部的呼声很高，在全国形成了一个潮流，由此也引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潮——人们不自觉地把林彪与“文化大革命”相联系，对“文革”的怀疑、不满、抱怨情绪比比皆是。记得在海军召开解放干部的座谈会上，受迫害的干部纷纷发言，批判“文革”中林彪及其一伙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从而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罪行。同志们对“文化大革命”一肚子的气，溢于言表，实际上控诉了林彪、也控诉了“文化大革命”。

后来，在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上，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都批过我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很敏感的一根神经。尽管我在做解放干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一工作的后果却客观地显示了这样一个趋势。“文化大革命”是张春桥、江青等人起家的资本，他们是决不能允许这种思潮滋长蔓延的。他们需要制止这种思潮，“巩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需要抓典型，指导全局。海军解放干部的工作既是走在了前头，那么，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迎头棒喝，我也就不可避免地大祸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