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Ignatiy Vishnevetsky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Criterion

（2013年3月26日）

「要想对凡尔杜这个人物施予同情的话，那就应该去理解犯罪及其本质，对于他的罪行，我更愿意去理解，而不是谴责。」

——查尔斯·卓别林，《凡尔杜先生》媒体发布会，1947年4月12日

查尔斯·卓别林

骗子，冷酷的连环杀手，重婚者，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忠诚的丈夫，厌女者，利己主义者，愤世嫉俗者，业余的化学家，假冒的哲学家，乡下的土包子——电影史上还有比亨利·凡尔杜更复杂或迷人的角色吗？

《凡尔杜先生》

卓别林的电影《凡尔杜先生》（1947）中的主角凡尔杜用蹩脚的诗歌来引诱那些孤独的中年女人。他娶了这些女人，欺骗，谋杀她们并且抛尸。最终，他向警方自首，并且继续责怪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他应该是一个被人厌恶的人，然而他却没有。

实际上，凡尔杜是令人喜爱的。他的怨恨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的，并且他犯罪的行为是随意的，每一个失败的杀手都会夸大一个你忍受不了的诡计，这对他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凡尔杜先生》

不过，尽管这部影片展现出了对凡尔杜的遗憾甚至是同情，但它并没有赦免那些影响力更小的杀人犯的罪过。凡尔杜是一个道德测试的例子；由于缺少对情感的压抑，凡尔杜既是一个讲真话的反英雄角色，同时还对周边世界做出了自己直言不讳的反应。

他是一个犯罪渠道，与他所处的社会一样，既迷惑又不道德，但他始终以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受害者，但不可否认，他还是罪魁祸首，应对自己的罪行负责。

简而言之，《凡尔杜先生》与其主角的关系十分复杂。这部影片是卓别林大胆的后期作品中最犀利，也是最有趣的一部。它也是最复杂的一部：对成功和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喜剧性攻击，从绞刑架前的幽默转向了对道德的研究，这部电影将他的主角置于这样的一个情形：它鼓励观众与凡尔杜一起笑出声来。

但是，这种复杂性并不意味着这部电影是很难捉摸的，它的结构十分具有情节性，并且直截了当地讲了一个故事，影片以一个女人的失踪为开头，以杀害她的凶手走向断头台结束。那些无关紧要的动作——除了其中一桩谋杀案和一些警察的调查之外，都不在影片中呈现，标题字幕卡，蒙太奇以及报纸新闻头条的镜头让影片中时间的顺序得以清晰连贯。视觉风格被简化为优雅的情绪；镜头的平移和滑动是隐蔽，且是被精准计算过的，与卓别林的动作丝丝相扣。

确实，「凡尔杜先生」这个名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先生」（monsieur ）一词有六种变格，还有无数互相冲突的口音，并且，凡尔杜先生名字的发音，是「Henri」还是「Henry」?它们并不一样。然而，这些古怪之处从未被视为缺点，它们是电影语言结构的一部分。

电影中的许多场景看起来很假，不过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提升演员的表演，而不是削弱它们。当骗子凡尔杜盯着一轮姣好的明月时——它显然是画上去的背景，由此产生的画面——一个江湖骗子面对着一片虚假的天空，造成了一种诗意的效果，而如果卓别林选择从一扇真的窗户向真实的城市外景看过去的话，这种效果是不可能产生的。

《凡尔杜先生》中充满了像这样的将风格和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情节：

当凡尔杜先生想起他已经将他的同伴杀死之前，在厨房准备两个人的早餐时，摄影机轻盈地跟随着他移动；摄影机从一双拿着一摞法郎的手上移开，紧接着的一个镜头里，它则向平静地弹着钢琴的凡尔杜推近；当凡尔杜一直盯着安娜贝拉（玛莎·雷伊饰演）喝下他以为是一杯毒药，却迟迟没有反应的时候，画面从他的脸上移开，造成了喜剧感；在一个固定镜头中，凡尔杜等着警察认出他来，但却被推向了人群中；他有尊严地迈着最后的步子，走向断头台的背影和卓别林自己导演的电影《摩登时代》（1936）中最后一个镜头中的背影形成了呼应。

然而，如果将《凡尔杜先生》这部影片的视角和凡尔杜本人的视角混为一谈，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角色的动机为例，凡尔杜在银行工作了三十年，用他的不义之财进行投资，他把凡是没有被股票市场吞噬的那些钱，都花在了宜人的乡间别墅上，他「真正」的妻子和儿子就住在那里。

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一个用各种手段维持生计的人。但是，从电影在凡尔杜家的第一个场景出现时就清晰地表明：他杀人得来的那些钱是没有必要的；她的妻子莫娜坐在轮椅上，她暗示说，当他们贫穷的时候，她也一样快乐，她还表明，如果在富有和凡尔杜的陪伴之间做选择，她会选择后者。

从本质上来说，莫娜和小彼得对凡尔杜来说很重要，只是因为他们给了他一种正常的错觉，并为他的罪行提供了正当的借口。他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快乐而杀人，而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莫娜和凡尔杜其他的那些配偶一样，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她只是他的另一个受害者。

影响深远的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是《凡尔杜先生》最直言不讳的早期拥护者之一，他甚至暗示凡尔杜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儿子。这是一个可信的理论，因为，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凡尔杜在描述妻儿去世时的口吻，可怕地与他在之前场景中谈论毒药时十分相似。也许正因为凡尔杜害怕被发现自己杀死了他们，他放弃了蓝胡子的交易，这些钱对他来说毫无用处，还不如那些被他偷走积蓄的女人们。

如今我们看到的《凡尔杜先生》最早是奥逊·威尔斯的拍摄计划——一个基于法国连环杀手亨利·朗德吕（1869—1922）的生平改编的黑色喜剧。奥逊·威尔斯希望刚刚执导完《大独裁者》（1940）的卓别林来出演朗德吕。

卓别林拒绝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来执导这部影片，他从奥逊·威尔斯那里买下了这个故事的版权（卓别林对这个人物的兴趣应该远早于此，当1921年，朗德吕的公开审判在巴黎进行时，卓别林也在巴黎）。卓别林接下来用几周的时间将这个故事写成了剧本，将亨利·朗德吕这个残忍的职业罪犯转变为了衣冠楚楚的前银行职员亨利·凡尔杜。

卓别林（中间）

卓别林并不是那个时代最具有杂技感的喜剧演员，但是他的肢体语言却非常完美。只要看看他饰演的流浪汉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他的衣服——圆顶礼帽，宽松的裤子，竹制的手杖，这些看上去是流浪汉这个角色标志性的符号，不过其实他走路的姿态，耸肩的样子以及微笑才是定义这个角色的关键；你不可能对巴斯特·基顿产生同样的印象（当你看巴斯特·基顿的电影时，人们会假定你的情绪不好），但你对一个好的流浪汉的角色的需求只是迈开步子向前走。

卓别林的哑剧天赋帮助他创造了流浪汉夏尔洛，也帮他创造了凡尔杜，凡尔杜的肢体语言与卓别林最著名的作品一样与众不同：他在转身和鞠躬的同时，却从不会弯腰；当他绝望的时候，他那贵族般的、做作的步伐让位于一种有失体统的冲刺；他纤细的手指紧握着鲜花和毒药；他数钱时带有一种不假思索的速度和精确。

与流浪汉夏尔洛不同的是，凡尔杜会说话，而且说得很多，卓别林的声音像是一种优美的乐器，细腻而丰盈，遣词造句如此清脆，以至于你都可以听见句中的标点。他将这种特色发挥到了极致；凡尔杜做作的谄媚、被误解的旁白和随意的谎言就像是喜剧音乐一样。卓别林的声音与玛莎·雷伊那吵闹，带有黄铜质感的音色形成了鲜明的互补，玛莎扮演的安娜贝拉是凡尔杜这个阴险的花花公子形象的一个粗俗而又引人注意的陪衬。

卓别林和雷伊都是杂耍老手，他们在场景中一起形成了一种喜剧节奏。他们这组伟大的喜剧组合充满了活力：他试图克制自己，而她令人讨厌；他愤世嫉俗，而她容易上当受骗；他讨厌她，而她似乎真的喜欢他。

《凡尔杜先生》拥有可以说是卓别林电影有史以来最好的配角演员阵容。从玛格丽特·霍夫曼带有完美音调饰演的莉迪亚，到伊索贝尔·艾尔索姆饰演的冷静明智的妻子玛丽·格罗斯奈，一直到米拉德·舍伍德（多好的名字！）这样的演员，他扮演的是一个喜欢经常出现在婚礼和葬礼上的好心的笨蛋。

所有这些角色都有一种错觉:从过去那些被凡尔杜的诱惑所倾倒的，年老色衰的女人们，到一位过于自信的侦探，他满以为已经把凡尔杜捉拿归案，兴奋地喝下一杯含有毒药的酒，最终身亡。几乎电影里的每个人，包括凡尔杜，都有一个滑稽地高估自己的习惯。

朗德吕，凡尔杜先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在1914年到1918年这段时间犯下了罪行。卓别林把故事背景放到了1930年代。凡尔杜的罪行是为了对抗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于1937年4月27日自首，就在格尔尼卡大轰炸的第二天。

虽然他没有活到那个时候，但是他与二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凡尔杜最后在法庭的呈堂供述令人想起《大独裁者》最后那段著名的演讲，卓别林饰演的那位犹太理发师在演讲中恳求一个「能够带领全人类奔向幸福的世界」，而凡尔杜则在法庭上认为，这个世界将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骨，而且「还做得很科学」。

《大独裁者》中展现的是一个人们为了和平可以联合起来的世界，而《凡尔杜先生》中呈现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都难辞其咎。乍一看，这个世界上唯一无辜的人，似乎是那个无名女孩（玛丽莲·纳什饰演），凡尔杜打算谋杀她，但却放过了她。实际上，她并没有那么无辜，她就像是另一个凡尔杜；凡尔杜让她离开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因为他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化的自己——一个为爱杀人的，有哲学头脑的浪漫主义者。

当电影结尾，他们再次相遇时，他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一个从世界的残酷、暴力中牟利的，困惑的愤世嫉俗者。当女孩儿离开后，他向警察自首；一旦没有了杀人的理由，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理由。

当《凡尔杜先生》在1947年上映的时候，有一句宣传语曾写道：「卓别林改变了！你可以吗？」确实，观众也变了——他们没有对卓别林产生好感。

在《大独裁者》和《凡尔杜先生》之间的这七年时间里，卓别林在美国新闻界和公众中的声誉急剧下降；他被定性为花花公子（这是准确的），被指控反美和同情共产主义（这并不准确）。政客们经常引用卓别林的名字作为外国危险分子的例子；参议院甚至提出了一项明确目的要驱逐他的法案。

《大独裁者》

《凡尔杜先生》的新闻发布会是一场灾难，很快就变成了对卓别林的公民身份和税收状况的质疑。卓别林认为，他最好的一部电影失败了。（五年后，卓别林实际上被驱逐出了美国，当时约翰·埃德加·胡佛亲自出面请求撤销他的再入境签证。）

如今，《凡尔杜先生》被广泛认为是一部刻薄的杰作，人们很容易就会把这部电影的负面反响归因于卓别林的强烈反对。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把《凡尔杜先生》商业上的失败完全归因于政治上的歇斯底里，则恰恰低估了它的大胆之处——作为一出喜剧、一份个人声明和一件艺术品。

影片的最后一幕是最大胆的：凡尔杜之前被看作是焦虑而沮丧的，现在则变得平静和睿智。

他的微笑神秘莫测，说话时充满诙谐的陈词滥调。他不再提及他的家人。他躺在光秃秃的牢房里，双手合十放在胸前，一条腿弯在膝上，像个在沉思的苦行僧。记者走进来，他正在争取最后一次采访:「给我一个机会——一个有寓意的故事！」

亨利·凡尔杜的故事有一个寓意，虽然记者可能不想听。尽管他有些笨拙，但《凡尔杜先生》自相矛盾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完美的罪犯，因为他代表了犯罪的本质。

他是一个沮丧的人，他首先通过唤起他人的需要来为杀戮辩护，然后再讲逻辑——他最终也死于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卓别林认为，犯罪与比例有关：凡尔杜的罪行只是这个恐怖世界的一个缩影（毕竟，他不是也渴望用毒药」非常科学地」杀死女性吗？），只有当这个世界是缩影时，它才能被起诉。卓别林将这个被欺骗的杀手与一种妄想和暴力的文化并置在一起。从犯罪的「规模」来看，凡尔杜似乎小得可怜——你甚至可能会为他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