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的热映，这部高评分、好口碑的电影让许多人自《天才枪手》后对泰式电影又有了新的认知。对于中国观众或者说华人观众而言，这部电影则更加亲切和特别：这不仅仅是一个东南亚的故事，更是发生在泰国的潮汕华人移民家庭的故事。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为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如何在姥姥死前赚到百万），将中英译名相结合则道出了这部电影的剧情核心：一个外孙试图在姥姥死前，从她身上赚来百万的遗产。

听闻表妹为爷爷做临终看护而获得了巨额遗产，男主角阿安，一个游手好闲的无业青年，对刚患癌症的姥姥起了歹心：复制表妹的套路，在一干舅舅中杀出重围，通过对姥姥细心的看护打感情牌，从而获得姥姥的遗产继承权。

这部电影的剧情在姥姥将遗产最终决定送给偷她钱财、赌博、毫无孝心的二舅，阿安愤然离去时，实现了高潮，每个人心里隐藏的算计和目的在这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尘埃落定后便暴露无遗。得知是二舅最终得到了姥姥的房子，曾经满脸真诚说着想尽孝、家境优渥的大舅改口说这辈子不会再见她一眼，葬礼也别想他出席；阿安质问姥姥“为什么不是我”后径直丢下她，回到了母亲的家里；二舅拿到遗产后把姥姥扔进了养老院，不再出现。当阿安讥讽地问手头也不宽裕的母亲“你当时为了照顾姥姥把早班换成晚班，不也是为了遗产吗”，母亲说：“我是真的想念她。”

《姥姥的外孙》剧照

在此之前，姥姥带着阿安到哥哥的豪宅拜访，向哥哥道出自己时日无多，并对生活优渥的哥哥讨要100万元作为购买墓地的资金。上一刻还在与妹妹温情相依的哥哥马上以一种被冒犯的上位者的语气赶走了姥姥，并告诉她：“以后不必再来了。”无情的话语道出血淋淋的事实：乌托邦式的家庭观念之中，温情是家庭成员与生俱来的；然而现实里家庭从不是避风港，它展现出了一种弱肉强食与自私自利的无耻；最重要的是，女性生来就被捆绑进了“弱肉”这个角色之中。姥姥当年为父母奉献，最终遗产全归了哥哥；她的婚姻不是她所愿，她这辈子不说从家庭之中得到一点恩惠，反而在家庭之中被父母选择了承受男人的压榨，被迫走向付出的一生。等到她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她的儿子们和外孙又各自为营地算计她。当家庭之爱与金钱之利牢牢绑定在一起时，家庭之爱反倒成为了金钱之利博弈的工具。平常很少来的外孙突然跑来尽孝，姥姥心知肚明对方心里有鬼，但她默许了这一切的发生。当姥姥得癌症这一事实被暴露在人前时，人人各执己见在争吵，为的并不是母亲的病如何，而是自己能推卸掉多少责任，唯有姥姥的孙女说“等我长大我要当医生，为奶奶治病”，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片尾当男主角发现姥姥为他偷偷存下一百万元时，他也回忆起小时候许诺过“等我长大，我要给姥姥买大房子”。在小孩子的纯真面前，成年人的利欲熏心显得如此难堪。曾经所有人也都像这些小孩子一样接受着最纯粹的家庭之爱的观念，但逐渐便在这种家庭的阴暗面和不公平的家庭结构之中消散了。

姥姥可怜又可悲，她为了子孙们付出了一辈子，却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让女儿承受着沉默的伤害。东亚多代家庭之中，女性往往面临着自上而下的困境：她们总被认为应当承担家庭的义务劳动，包括家庭劳务、抚养小辈、照顾老辈等等，即使她们也都有着自己的工作。阿安的母亲阿秀目睹着姥姥的偏心，她除了无奈外也从来只是接受。“儿子继承家产，女儿继承癌症。”她这句颇具讽刺的话，也把姥姥堵得哑口无言。姥姥和她的哥哥不也是一种“儿子继承家产，女儿继承癌症”的循环？

这部电影的剧情并不让人感到新奇，我们能从许多文艺作品里找到类似的故事。作家乔叶所写《最慢的是活着》和这部电影有着许多的相似性。她写的是在河南的一个家庭中奶奶与孙女的故事。当对象转变为孙女时，这把来自家庭的刀刃刺得更加疼痛：她自小便经历了来自奶奶极其严酷的性别歧视，无论是明目张胆对她的偏见与对孙子的偏爱，还是暗地之中对她的冷漠与排挤，都让她下定决心远离这个封建、毒性的家庭。当她看遍天地，回到家乡后，到头来，这个被伤害最多的人，还是成为了对奶奶最真心的人。她用前半生去恨，用后半生来爱：她以她的同情心看到了奶奶这辈子的苦命，她也问奶奶她的情、她的爱，她既是奶奶，也是一个和她血脉相连、命运纠缠了一辈子的独立的女人。与其说是她原谅了奶奶，倒不如说她在奶奶的身上看到了在中国式家庭中的女性这漫长的来时路：

我的祖母已经远去。可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当她堤石坍塌顺流而下的时候，我也已经泅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上。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如同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

《最慢的是活着》，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这条生生不息的河流冷到刺骨，代代的轮回像命运的诅咒。她的痛苦来自她，她的痛苦又来自上一个她，可她们的痛苦从来都是来自他们，来自不公平的家庭结构。正如作家姚鄂梅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家庭生活》中写道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家，人就会长成什么形状。”同样在《基因的秘密》这篇小说中，她描写了一个被厄运诅咒的家庭，只要与这个家庭扯上关系的所有男人都将笼罩上死亡的阴影，最终走向不幸。细细看来，这从不是一种降临在具体的家庭中所遭受的天谴或神谕：父亲为了活下去害死一个女同事，还从她身上抢来所有粮票，之后倒卖粮票被抓，从而破坏了大姐的姻缘，使大姐嫁给了一个无能的男人，但他坚信是女同事的一句诅咒让他们家生生世世都不可善终；“我”在高中时坚信与有家庭的班主任是真爱，并且为他堕胎两次，被姨妈找上门后班主任无法承受，跳河自杀，“我”则依然坚信班主任是为了他们的爱情而死；弟弟受尽了家里的宠爱，有出息，但在一个过于顺遂、被当做核心的家中养成了不懂变通的性格，最终因此被同事害死，而父亲完全不顾自己两个女儿的体会，儿子死后就想直接上吊自尽。最终，大姐的儿子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半是精神失常半是出于暴力杀死了自己的女友，她们坚信诅咒的力量让他们没有逃出漩涡，但这个破败的家中的女性由于这些无能、软弱的男人，每一个都没有拥有幸福：凄戾的风吹在荒原中，魔幻的灾厄降临，女人们痛苦地承受着不幸的家庭中的命运——这从来不是命运，被诅咒的也并不是男性，浑浑噩噩为男性埋单的女性又被忽视了。所有因果实际上都能形成一个闭环，没有什么命运，有的只是男性露骨的恶与恶之花开放成形反噬的果。而正是因为家庭中的成员都在捆绑之中进入到了闭环之内，所以这世代的悲剧又把枪口指向了女性。这噩梦一般的处境过去在，现在仍然在。

《家庭生活》，姚鄂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姥姥的外孙》中，阿安经历了诸多转变，从动机不纯到保护姥姥不受舅舅们的伤害，他是在最后阶段与姥姥紧密相连的人。在陪伴姥姥的过程中，他同样是看到了姥姥来时的路。在他质问姥姥“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你爱错了人”后，他还是那个到养老院去接走姥姥的人。在此时，他不仅仅是为遗产的失去而感到悔恨，他只是不明白，为何自己已经付出了全部，他仍然没有办法在感情上胜过一个完全不成器的舅舅。姥姥的决定出于她自己作为母亲无法越过的恻隐之心，当姥姥在夜里展现出白日不露于人的脆弱时，她痛哭着喊“爸爸妈妈带我走”，阿安明白了她也是从小孩子一步步成为了如今孤独的老人；他用潮汕话学唱童谣，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奇妙的代际交换：此时她不再是姥姥，他不再是外孙，他让她重新获得了曾经来自父母的爱护，她远离了龙争虎斗的家庭，在半梦半醒里回到了童年最纯真无瑕的少女时光。

最终阿安用姥姥留给他的一百万元为她买了她想要的“大房子”，并且让这个支离破碎的大家庭最终聚在一起为姥姥送终。当人克服了为利熙熙而来攘攘而去的斗争本能，回到爱的本能，人们永远会被真情打动。

这部电影通过这样一个家庭争夺遗产的故事，将代际关系与家庭中女性的困境再一次展示在人前。家庭里的她们又被看见，她们不应当因为无私与宽恕被歌颂，顺着血脉的长河我们除了感恩，还要时刻警醒那仍在漂浮的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