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张友发

2017年前后，21岁的马亮从四川流浪到陕西渭南，遇到了在城中村游荡的8岁男孩轩轩，两人成为了没有血缘的“兄弟”，在城市角落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直到在街边偷东西的马亮被警察抓住。

这个案件在当时被报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导演殷若昕也因此对两人的命运有了强烈的兴趣。当时两个人的故事还有着私密性，对外可知的部分非常少，她能了解到只是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一段时间，有着没有血缘的的羁绊，而且哥哥绝对不让弟弟偷东西。

但直到制片人带着《野孩子》项目找到她，相关调研、以及参与案件的周佼警官这些年接触的很多青少年案件呈现在面前，一切才水到渠成，“这些好像充满了联系，然后就有强烈的愿望，可以去讲述这个故事了。我想透过马亮和轩轩去关注到他们背后的这一群人，我们看不见的事实孤儿。”

这些努力最终变成了最近上映的《野孩子》，电影镜头对准了平时较少被大众关注到的一类社会边缘人群——事实孤儿，具体来说，是指父母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

在从社会新闻变成电影的过程中，《野孩子》将两兄弟的故事做了拓展，展现了更多因为各种原因无家可归而进入城市的青少年，他们呆在城市不被发现角落，和不少人共享着城市的天空，但却被迫过早地面对社会。

在表达这些不太被关注到的现实时，殷若昕希望站在人物的角度上去看待他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春夏秋冬的感受，并且展现事实孤儿被忽视的内心，“我想去展现他们的情感、愿望和对未来的规划，他们也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希望快乐欢笑的人。”

在时代变化中，每个人都要经历从原生家庭到步入社会的转变，而事实孤儿的转过程面临着父母的缺席，也由此带来了潜伏身边的危险，他们不会被告知如何正确地穿越马路，不会获知必要的医疗信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但是在影片结尾，几乎每个角色都做出了人性中光明的选择， 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殷若昕对现实的一种期盼，“在创作里，总感觉人物可以比在电影开场要更进一步，这一步不一定是一大步，往往是一小步。人不可能在那么快的时间里就走进新的世界，但有很多东西都是在慢慢地堆积。”

巴赞曾说过，“电影是一种及物的艺术。只有当我们拍摄他者并且忘却自我的时候，电影才有意义。”对于大部分走进影院的观众而言，《野孩子》中的角色都属于社会中的他者，他们有着自己的忧愁与期盼，但大部分时间不被看见，只偶尔出现在社会新闻的版面。

从《我的姐姐》到《野孩子》，殷若昕无疑在进行一种有价值的对于“他者”的表达。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长大，但在看不到的角落，这些原生家庭有着巨大问题的孩子是如何长大的？这是一个具有人文价值和公共价值的命题。

对殷若昕而言，这种表达的原点来自于共情，她现在仍关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在回溯过去时，她会回想成长阶段，好朋友家中的重大的变故如何塑造其人生，以及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些东西，可能是特别深的种子在心里面，激发我去主动关注跟青少年的成长、家庭代际相关的话题。”

在娱乐信息越来越碎片化、感官刺激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的媒介时代，电影还需要社会性吗？如果需要，那应该是何种社会性？这无疑是个宏大的命题，但在《野孩子》里，确实能够看到一些稀缺的社会性表达。

以下为界面文娱专访《野孩子》导演殷若昕，内容有编辑。

对现实的一种陪伴视角

界面文娱：电影取材于“流浪兄弟”真实事件，在进行再创作的时候，会通过哪些渠道去采集相对可信的素材，作为创作参考？

殷若昕：这是一个漫长和细碎的过程，要大量看新闻报道，包括非虚构报道，来了解从小主动或者被动离家的，然后走上了犯罪道路的青少年，或者是隐秘在某个角落打工的这些人的心声。青少年成长到20多岁，无依无靠的时候，怎样向世界去表达自己。

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是周佼警官的经历，她接触过很多青少年案件。有了这些人物素材以后，当你想要去诉说的时候，这可能是一个原点。

从最初的新闻报道里，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陌生人结成了兄弟关系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全新地创造了他们和他们周边的世界。真实故事是埋在我们心里的一个种子，让我们有所关注、触动和共情。把共情和关注抓住以后，再生长出全新的故事。

界面文娱：对现实人物与故事进行电影化的处理时，是倾向于让矛盾更尖锐与直接，还是希望做一些温情化的处理？如何处理电影作品与真实现实之间的张力？

殷若昕：对我而言，在呈现实主义、真实的人物情感的时候，希望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春夏秋冬的感受。既不是站在高处去看他们，也不是要去仰望或者刻意美化。只是希望非常平实地用静静、陪伴式的方式去呈现他们最真切的情感。

我们创作的锚点，是希望通过画面呈现他们此刻经历的事情里，内心情感的色彩。比如有一段是讲两个人从冬天迈向春天，哥哥给弟弟量身高，然后去晒被子。你会关注这两个人的吃穿冷暖，以及会看到马亮照顾轩轩会很疲惫，因为照顾孩子是辛苦的，我想把这些生活的侧影呈现出来。

界面文娱：这种陪伴视角的形成，是不是也和你的一些创作习惯或者创作的价值取向有关系？

殷若昕：跟创作习惯确实有关系。从寻找故事到想要去讲述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最关注这件事情是否让我共情，有强烈的与人物命运强相关的那些时刻，当我找到这些时候，就想要去讲述他们的故事，想要和他们感同身受。

界面文娱：电影涉及到事实孤儿这个沉重话题，以往的影视作品非常少去呈现的，在表达这一议题时，会怎么思考故事的切入角度？

殷若昕：关注到他们以后，我觉得和他们处境最强烈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就没有过真正的关注与陪伴，谁去关心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喜欢谁，喜欢干什么，未来想要做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和渴求的。

在故事里我想做的原点和他们被忽视的内心极度相关，我想去展现他们的情感、愿望和对未来的规划，他们也是一群有血有肉的、希望快乐欢笑的人，把这些部分呈现出来，看到他们内心的需求。

界面文娱：电影讲述社会比较边缘的人群，观众对他们的生存情况其实是缺少认知的，在表达这些人的时候，会希望观众和电影达成什么共鸣？

殷若昕：首先在共情上希望能与观众做对话，大家都希望有家，有人去关心，想去付出自己的关心与爱。我们不能用固有、某种陈旧的观念去看待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他们和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信息的交流和触达可能到他们那儿只有20%到30%，但这两三成是共享的。

我希望呈现的这些角色身上不要有猎奇，也希望这些人物会让大家更加关注近些年无家可归的人群怎么生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对生活是有盼望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电影的形式去传达出来，人们对未来都是有希冀的？

流动的现实和共情的直觉

界面文娱：从《我的姐姐》到《野孩子》，导演在电影中对于社会问题倾注了更多关注，这是项目间的偶然，还是在拍摄时确实存在一种问题意识？

殷若昕：可能更强的是后者。作为公民和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普通人，会关注到大量的生活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这部分内容对我有特别强烈的共情。

我选择做这个职业，想要通过影像去表达，也是很想讨论现实中一些人的境遇和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不同，但最底层的东西又很相似，所以随着社会的变化，我很愿意去探索人的变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成。这可能是创作上的某种倾向与自觉。

界面文娱：你刚也提到，拍摄电影时候会希望去寻求跟角色形成某种共情。形成这种创作习惯，是在人生更早期的时候，还是后面的一些人生经历的影响？

殷若昕：还是比较天然的。小时候看书，我天然就就很容易和书中的人物共情，好像经历了他们的命运，而不是去过分地解析它，这种解析的动作往往是在上学后做理论工作的时候去做，但一开始的那个直觉一直都是共情。

界面文娱：《我的姐姐》和《野孩子》都会涉及到原生家庭的问题，父母角色在家庭中的缺席变成了故事比较重要的背景，这是一种偶然吗？还是确实是对这种缺席下产生的人的关系会，有一定的表达和研究的欲望？

殷若昕：有研究和探索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家庭的一员，每个家庭的构成和发展会有不同，有些人会经历特别大的动荡，有些可能在平稳和温暖中度过一生。但每个家庭都有个体间的碰撞，父母与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会有代际之间的问题。我也是家庭中的一员，所以天然会有这种探索的欲望。

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最终都要从原生的家庭里走到社会上去，未来会不会再结合成家庭那不一定，但都会成为独立的人。

界面文娱：从原生家庭中长出，然后成为独立人，这个过程是你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命题。

殷若昕：我在创作心智、表达上有时候后知后觉。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还是很关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我会不断地回忆，上中学的时候，同学们与家庭的关系，为什么每个人形成了不同的性格，只言片语里展示出的他们和父母的关系，家庭样貌。

在我成长的阶段，也经历过几个好朋友家里发生重大变故。我偶尔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去想，有什么外力可以帮助他们，这样他们有可能会成为其他的人。这些可能是特别深的种子在心里，激发我去主动关注跟青少年成长、家庭和代际相关的话题。

界面文娱：具体电影表达的时候，可能这种原生家庭的问题会更突出，对人的命运的影响用更加极致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殷若昕：是，轩轩在需要抚养人关照的情况下，就成为了完全独立的个体，必须自己面对世界，然后他遇到了长期封闭自己，不知道给予爱和接受爱是怎么回事的马亮时，两个人怎么样形成羁绊，关系里的变化，以及对彼此的盼望，我也是通过这次创作去体会的。

界面文娱：这两个人的关系很有张力，哥哥和弟弟的成长背景，似乎在形成一些命运的对照和映射。

殷若昕：他们的相遇一定是有映射的，我们在寻找伙伴的时候，常去寻找和自己相似，或者身上有地方强烈吸引自己的人。在马亮和轩轩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些共性。轩轩觉得马亮哥哥很神秘，马亮觉得这个孩子是闯入者，很调皮主动，什么都会大声表达，他是怎么成长的，这是他们强吸引的地方。

界面文娱：除了这一对关系之外，也会有一些形象的拓展，旅店老板文叔网罗了很多未成年人进行犯罪，这个群像拓展也是希望和主角的故事形成参照吗？

殷若昕：最初创作的时候，是一种直觉的牵引。当这些特别小的孩子家庭缺位，投身到现实世界里是很危险的，暴力和犯罪可能会伴随着这些孩子。我们想通过马亮和轩轩，把文叔这个团伙中青少年的状况做群像式的展现，让更多这样儿童的命运被观众感受到。

界面文娱：其中大毛和老鼠有着比较悲剧性的结尾，一个是生重病，一个是被车撞身亡，给角色设置相对比较悲剧性的结局是什么原因？

殷若昕：创作的时候，跟着人物的命运走以后，会有一个清晰的感受，就是他的命运可能就会走到那里。如果你得不到救治和医疗信息，病症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他是从内到外都完全放弃了自己，这就是大毛。

老鼠是一个横冲直撞的毛头小子。十几岁正是好动叛逆的年龄，他在很多事情中没有是非观念，也没有人指引，没有人去教育他过马路要注意看左右。他很冲撞的去做所有事，所以危险会时刻到来。在我们电影里，选择了那个危险到来的时刻。

关于现实的创作倾向与表演方法

界面文娱：包括电影结局，包括马亮在内，大家都还是做了人性上比较光明面的选择，这也和你想做的表达的有一定的关系？

殷若昕：可能也是我的创作倾向或者一贯想法。在创作里，总感觉人物可以比在电影开场要更进一步，这一步往往是一小步。人不可能在那么快的时间里就走进新的世界，但很多东西都在慢慢堆积，从量变到质变。如果能迈出那一小步，后面就会有一大步。

界面文娱：邓佳佳主演的女警有表现她的母亲的身份，这个细节和故事也是有关联的？

殷若昕：是，周佼警官是一位女警，同时是一位妈妈。我希望更全面地去展现这个角色，既有人的那一面，又有警察职业性的那一面。

我常觉得人的经历，人在生活中的很多微妙元素的撞击力，会让身上的感觉打开，去关切到同样的事情。周佼是母亲，同时又有警察敏锐和细致的观察力，所以关切到了这一组命运，并且去牵挂背后一群人的命运。

界面文娱：主演王俊凯还处在大银幕转型的过程中，就大众对他的之前的印象可能还是舞台的形象，和角色反差还是比较大，怎么去在片场沟通，让他去进入到角色中？

殷若昕：《野孩子》慢慢形成马亮这个形象以后，我就想到了小凯，他是这个年龄段的演员里我相信能去呈现这个角色的人。他身上有很多少年气，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他的眼睛非常明亮和有盼望，这是塑造马亮时希望他保持的底色。如果马亮没有盼望，就一定会拒绝轩轩。

他接下这个角色后，我们会分享一些希望他去读的书，里面会有对于一些孤独和闭塞的人的描写。在片场我们也对表演琢磨的很细，每一场戏下来我都会告诉他要调整的地方，他也会分享上一条表演的感受。

界面文娱：轩轩的表演者关子勰，公开资料显示也是第一次演戏，这种素人小演员在电影里要承担很多情节，这会不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殷若昕：当时进行了很多选拔，五轮选拔以后，他都是最符合我心意的一个孩子。但当他进组以后，我还是会觉得戏的量和能量都太大了，每天要跟他去适应拍摄，他也给了我很多惊喜。

他没有经过表演训练，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很多东西是天然的。戏里有很多需要他去理解感受，我们不会教他怎么去演，永远是要启发他去进入情境，先让他知道这场戏的任务，譬如不想让哥哥走，再去拆分任务里他身体什么部位最想动，他会告诉你想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让他的身体做出最想做的事情，再进行排列组合去呈现。

界面文娱：电影四川省泸州市那做了大量的取景拍摄，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故事，去选择取景的时候如何让场景和故事的展开有更多的关联性？

殷若昕：我希望找到一个有江水的地方，因为马亮需要不断完成迁徙。所以我希望来到体量和含量很丰富的城市，去展现这群野孩子的生命力，他们虽然无人看看，但是奔跑在这些街巷里的时候，充满了生命力，泸州的地貌就提供了这种丰富感受。

四川在很长时间也是人口迁出和打工的大省，但有些地方也发展很好，有外来务工者，人群在流动的，这些打工代际的事情，就诞生在这样小小的面积里，在全国就是一个更大面积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