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现在是哪个学校
•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为何最后一句歌词有两个版本哪个是对的
• 民国期间，中国的军校共有几所各自的实力如何
• 抗大校歌歌词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现在是哪个学校

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现在的国防大学。各个分校则组建了华北、华东、西南等军政大学。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为何最后一句歌词有两个版本哪个是对的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是1937年11月毛主席让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凯丰同志写的，凯丰原名何克全，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是青年团“少共”组织的领导人，后来成为党内重要的理论家之一。毛主席对凯丰同志写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非常满意，他在审阅歌词时说：“写得不错，完全符合抗大的办学分针”。凯丰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创歌词的最后一句子是“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不是“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而“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是近几年才改的。

民国期间，中国的军校共有几所各自的实力如何

蒋介石习惯的用人标准是“黄、浙、陆、一”，关于黄埔军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大家了解甚多，也包括四大讲武堂等军校，但知之不多的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它才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摇篮，圈子里流传的“提干”条件是：“黄马褂、绿长袍”。

（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

黄马褂自然指的是黄埔军校的学历，而“绿长袍”正是陆军大学的代指。“陆军大学”的前身是袁世凯建立的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迁至北京的崇文门附近，改称“陆军大学堂”。1929年被南京政府接收后，更名为陆军大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平津受到日军威胁，作为对日作战的准备之一，陆军大学1932年迁往南京。

（蒋介石在陆军大学）

蒋介石对陆军大学尤为重视，他深知黄埔军校只是培养了一大批初级军官，但更高一级的军事人才，尤其是大兵团作战指挥的人才 ，非得依靠陆军大学不可，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始终亲自兼任陆大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因军务繁忙，也仅仅是让蒋百里“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陆军大学的入学标准是什么呢？非常严格，几乎比肩同一时期的日本陆军大学，即首先须为陆军现役各兵种的“校级军官”，其次须在正规野战部队中服役两年以上，还要通过身体和政治检查，最后还要所属团长或旅长担保，才可以将材料报送军事委员会，成为候补学员。

（陆大代校长蒋百里）

这还不算，后面仍然有笔试和面试两个考试环节，全部通过者才可以入学，因此，黄埔生再能考入陆军大学者，绝对是军中骄子，这才算真正的“天子门生”，日后的军旅仕途必然一帆风顺。尤其是云南讲武堂、保定军校等非黄埔系青年军官，若想在嫡系部队中站稳脚跟，陆大学历至关重要。

陆军大学的标准“正则班”学制是三年，在大陆期间总共招收了23期，其中1932年的第十一期最为得宠，升迁也最为迅速，被称为“火箭班”。学员主要有方天、罗泽闿等，这一期学员在蒋介石授意下压缩了非中央军系统的名额，并且以第18军推荐的居多，96名学员中来自嫡系部队的多达70名。

这才是陈诚“土木系”的由来，并非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一师，而应该是第十八军和陆大第十一期，因为陈诚在11师时期的势力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系统。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因战事紧张，部分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不可能离队三年来学习；另外，相当数量行武出身的大老粗将领入学，根本不能通过严格的考试，又都非常想入陆大镀金，怎么办呢？于是在强烈的呼吁下成立了陆军大学“将官班”和特别班，这就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了，但必须由蒋介石亲自批准才可入班。

（陆大时期的张灵甫）

许多黄埔一期的名将都在陆大将官班或“特别班”进修过，象宋希濂、王敬久、孙元良、陈明仁、黄维、关麟征、桂永清等等，包括第74军副军长张灵甫，也是在陆大将官班结业后，才名正言顺回去接掌军长之职，可见陆大这层金箔的重要性。

当然，陆军大学将官班还有另外一个妙用，即用来剥夺不信任将领的军权，美其名曰推荐某某去陆大学习深造，毕业了才发现部队已经易主。

抗大校歌歌词

歌名：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作词：凯丰 ，作曲：吕骥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

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11月，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毛泽东让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来的《红大校歌》。

凯丰受领任务后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根据党中央赋予抗大的任务，望着一群群热血青年感慨万端：自抗大创办后，除来自红军部队和抗日前线的将士外，还吸引了一大批爱国之士，他们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从海内外汇集于宝塔山下，寻找抗日救国的真理，探索民族救亡之道。

这些爱国知识青年中，有著名专家学者艾思奇、任白戈等；有表演艺术家吕班、田方、孙维世等；有作曲家贺绿汀、郑律成等；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傅作义的弟弟傅作良。朱德总司令也把自己的儿子朱琦送到抗大学习。其中还有国际友好人士朝鲜人武亭、越南人洪水等。

当时，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毛泽东同志亲自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抗大创办9年多，共培训10多万军政干部。

一幕幕感人情景让凯丰心潮澎湃。很快，他就将从心灵深处流淌出的歌词交给了年仅27岁的青年作曲家吕骥。11月10日，吕骥反复吟诵着歌词，心如潮涌，一串串音符挟着强烈的感情喷涌而出，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他便完成了谱曲任务。

此后，由吕骥当场唱给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等领导听。罗瑞卿激动地说，我听过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首歌。从此，《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从校园传遍延安，飞越万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线，并一直传唱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