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上映的电影《人海同游》是一部隽永感伤又勇敢的电影。

离去的父亲、守候的母亲、迷茫的女儿，跨越两地家庭的日常里藏着二三十年来粤港的历史变迁。女主角婉婷结婚前，突然决定去寻找失踪已久的爸爸。家庭与个人、城市与时代的历史交织在一场场风吹雨打里，被一一揭开。

《人海同游》海报

85后导演蔡杰出生在广东潮州，在成为导演之前，做过记者，拍过纪录片，也在高校任教。拍摄《人海同游》期间，蔡杰还完成了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梳理了1978年以来，以岭南为背景的内地电影。

理性的学术研究与感性的创作相辅相成地作用于《人海同游》这部电影，韵味地道的方言，考究的粤式风情，细腻独到的视角，探索着南方中国社会的复杂纹理，牵扯出一段“借来的时光”背后关于寻找与和解的故事。家庭、文化与个人记忆深处的多重情感层次举重若轻地被层层盘剥开来，既有着地域文化的厚重感，也蕴含着对现代都市人情感状态的敏锐捕捉。

这是导演蔡杰的首部剧情长片，在历经入选6大创投及18个国际电影节的展映之后终于公映。从开始写下这个故事到上映，已经过去七年。影片入围了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新浪潮单元，第53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光明未来”单元、第4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新秀竞赛、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等重要节展，一路积累了相当多好口碑。充沛而余韵悠长的情感和其中草蛇灰线的细节埋藏，甚至让不少影迷走进影院反复观看。

影片上映期间，导演蔡杰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分享在电影创作道路上的探索与选择。

导演蔡杰

【对话】

有意淡化冲突，让观众去拼凑想象人物的历史与情感

澎湃新闻：两地各有家庭的情况，在岭南地区发生得多吗？

蔡杰：它不算常见，但好像成长过程里听说某个同学家是这种情况，也不会觉得是很耸人听闻的事，但也不至于说多普遍。这跟悬殊的经济基础有关系，跟当时的两地的屏障有关系。其实我不是很关注这种社会现象或新闻。但我想这样的事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多，当时生下的小孩可能都要三十岁了，跟我的年纪也差不多，两地的家庭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想去看去了解的。

澎湃新闻：亲历其中的人，其实有大起大落的强情节，能够挖掘很多戏剧冲突，但你把具体的戏剧性的情节都略过了，留下的只是一些情绪和记忆的余味，谈一谈在这方面的取舍和处理？

蔡杰：确实这种处理方式与我对影片整体情感基调的理解密切相关。我不希望观众被强烈的戏剧性冲突牵着走，而是希望他们能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氛围的营造，自己去体会和思考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编剧阶段，我们会先深入挖掘角色的情感和背景，在第一版剧本中，把情节中所有可能的情感冲突和变化都经历一遍。但在拍摄时，我会有意弱化这些冲突的外在表现。

影片中有很多场景，明明可以通过激烈的对话或戏剧化的冲突来表达人物的情绪，但我选择用简单的台词、微妙的表情或场景的细节来传达这些复杂的情感。目的在于让情感流动得更自然，不至于让观众觉得情节在“用力过猛”。

例如，片中有一段母亲和婉婷的对话，她们提到过去的生活，这段对话看似平淡无奇，但实际上暗含着很多未说出口的情感和回忆。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观众留下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解读和感受。当戏剧冲突不那么直白地呈现时，观众需要自己去拼凑、去理解人物的情感和动机。这种互动性使得影片在情感表达上更具层次感，而观众也能在这种观看体验中找到与人物的共鸣。

另外，我认为人物的内心冲突有时候并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表现出来，反而是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情感，更加耐人寻味。生活中，很多人并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内心，他们可能会选择用一种更为隐晦的方式去处理，这也是我们尝试再现的状态。就像在现实中，当我们回溯过往时，往往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和暧昧性，很多记忆和情感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而这种模糊和含蓄的表达方式，也许是更贴近生活实感的。

《人海同游》剧照

澎湃新闻：婉婷和母亲承载了你对这个地区女性怎样的观察？

蔡杰：我之所以感兴趣并创作了婉婷这个女性角色，是因为在中国电影中，我很少看到这样类型的女性形象。婉婷像我身边很多岭南女性朋友，面目不太清晰，也不主动表达自己的欲望和行动。这种被动的人物在剧作上很难写，因为她的动机难以推动情节发展，但我觉得这种气质很真实，是我想写的一个南方女性的形象。

母亲和婉婷这两代女性在面对爱情和内心渴望时有共通之处，我认为女性有时反而比男性更直接和剧烈。当她们真的想要某样东西时，会更有勇气去追求。母亲这个角色表面上独自生活，未再婚，她的钥匙象征着她内心未解的心结，她一直在等一个人。而婉婷这一代或许会选择更积极地处理自己的执念，翻篇或者把执念跟转换成为某一些生活的方式继续往前走。

澎湃新闻：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婉婷的父亲、男朋友以及人类学家，承载了怎样的构思？

蔡杰：父亲这个角色可能不符合当下观众的期待，甚至有人质疑，一个抛弃家庭的父亲是否值得被寻找。的确，我在写这个角色时，也做过一些调研，发现很多有类似经历的女儿对父亲抱有恨意，不愿提及这个人。但我认为，很多时候，恨与内心的拉扯是并存的，所以婉婷去找父亲，是为了面对自己内心的问题。影片中的寻找不仅仅是寻父，更是婉婷自我认知和内心救赎的一部分。

至于年轻的男性角色，他们代表了婉婷生活中不同的需求。广州的男朋友象征着社会性和俗世的满足，生活在俗世，内心会有缺口，而人类学博士则代表了婉婷对理想和自由的向往。他们之间也并不是简单的爱情关系，而是婉婷将自己缺失的部分、遗失的向往，在那个夜晚被激发了出来，投射到了这些人物身上。她通过与他们的互动来探索自己的内心。

《人海同游》剧照

澎湃新闻：在这个寻找父亲的主线中，寻找的过程却出乎意料的顺利，这样的处理也挺让人意外的，是怎么考虑的？

蔡杰：原本剧本里写过一句台词，后来也被抹掉了。是银行去催债，找不到人，同事就说，“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人间蒸发，不外乎就两种可能，一是你不想去找，二是他不想见你。”

按我的理解，现代社会网络都很通达，要去找一个人是容易的，可能只要你过去，你就可以见到他了。对婉婷来说，之所以十几二十年一直都没见，就是因为不想去面对这个事情，爸爸也不想要回来去面对，于是这个“烂摊子”那就烂在那边。这是我的生活的经验给我的启发。没必要去复杂化，可能越容易找到才越表明没有去找背后的那种纠结。所以对婉婷来说，要出发之前的动机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多难找的那个过程阻碍了她去做这件事。

相见无言的父女

澎湃新闻：婉婷的寻父之旅在最后见到父亲的一刻也就戛然而止了，这个结尾是一开始就这么设计好的吗？

蔡杰：本来有一场戏是拍了天亮后婉婷和她父亲去茶楼喝早茶，她向父亲提到自己要结婚的事情，父亲也回忆起他上世纪80年代在湖南乡下和婉婷母亲结婚、摆喜酒的情景。这场戏我们也拍了，但在剪辑时我发现，无论怎么剪，我都觉得他们见面时的情绪最为浓烈，前面的故事已经把一切都铺垫得很完整，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赘述。婉婷见到父亲的那一刻，她的寻找父亲的目标已经达成，她想要问父亲的问题，其实也已经不需要再问了。

《人海同游》剧照

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一样，深入每个细节

澎湃新闻：能感受到你们塑造的这些人物背景都是很厚重的，是有丰富的扎实历史的，但都只露出了“冰山一角”的感觉，具体在剧作阶段构建人物的方式是怎样？

蔡杰：是的，我们为每个主要人物都写了详细的背景故事，包括他们的职业、爱好，甚至还写了一个年表。例如，他们读过哪所小学、哪所中学，什么时候谈恋爱、结婚，有什么人生重大的变故等等。这些年表帮我们确保，即使电影中只是简单的一句台词或一个细节，观众也能感受到这个角色背后的历史和性格发展。

编剧甚至整理了一个Excel表，从1970年代到2021年，记录了广州和香港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这些事情作用到这些角色的生活变化。例如，1998年金融风暴，影响了角色的生意，促使他们做出一些重要决定。我们希望即使是电影中短暂出现的细节，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人海同游》海报

澎湃新闻：拍摄《人海同游》的同时，你也在读博研究岭南电影，通常大家会认为学术研究和创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你操作下来的经验是如何？

蔡杰：我是在拍片过程中读了一个博士，做电影研究。我写的那篇论文，主要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岭南电影中的一些内容。对我来说，算想找到一个结合点，毕竟拍电影也是需要功课的。因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有机会去大量观看相关的影片、找文献、了解历史，看这三四十年来的电影是怎么拍岭南的，这也是一种学术功课的练习。

当然，学术思维偏逻辑性和概括性，喜欢提炼观点，而拍电影则更倾向于直觉性和情感驱动。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确实很难兼顾。我的编剧伙伴也有学术背景，我们或多或少会把一些学术上的想法和工作方式融入电影中。例如电影里有很多细节，虽然都是一些小元素，但我们都考据得很谨慎。就算一些虚构的部分，也尽量把它落到实处，比如家庭年代的变化，父亲如何来岭南做生意等等。我们在拍摄前做了大量的调研，这与我们的学术训练有一定关系。

澎湃新闻：这个“大量”的调研，量大到什么程度，与通常的电影筹备有什么不同？

蔡杰：举个例子，有观众问我为什么在北角的春阳街上楼后会有人唱泉州南音。其实北角那个区域是福建人的聚集地，有很多福建同乡会，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老人会唱南音。又或者电影中写到的人类学博士在马来雨林中调研的民族，他们能控制梦境，这个民族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后，2018年去了马来西亚的雨林调研，2019年编剧还自己跑到马来村落去寻找他们，真的是深入到村落，和当地人聊天，像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一样，观察他们的生活状态。这些细节可能在电影中只占了半分钟，但我们希望这些元素都能与现实世界有联系。

电影里很多类似的元素，很难用具体数量来衡量有多“大量”。但我和周围的朋友对比过，例如北电或中戏的朋友，他们拍第一部长片时，可能先有故事、情节、人物，再去找景。而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先去调研、看地方，发现一些人物、元素和细节，再思考这些细节如何融入剧本。编剧几乎把与这个题材相关的所有书籍、论文、文学作品等都收集了一遍。

人类学家的家

澎湃新闻：这些年，社会上青年一代对原生家庭有很多关注和讨论，也反映在最近这些年的青年创作中，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蔡杰：这种关注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我认为在东亚文化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很难完全脱离原生家庭和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深深影响着个体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西方文化中，个体独立性较强，家庭关系相对疏远。如果我们看一个欧洲或美国的电影，主角的生活方式跟它们原生家庭，是自然可以断离的。而在东亚文化中，个体始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维系着生活，这也是我创作时关注的焦点。所以，我的创作并不是单纯地描绘个体，而是展示这些人如何在复杂的亲密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海同游》海报

澎湃新闻：这个片子看起来很自由，对于空镜头，以及人物环境空间关系的捕捉都很灵动，你们在片场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

蔡杰：我会在开拍前尽量了解我要拍摄的空间，例如果栏（香港的水果市场）在不同时间段的光线和人流，这让我在片场能够迅速判断是否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在与摄影师合作时，我们很少讨论空间，因为我对每场戏的镜头数量和机位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划。现场更多的是一种感受，我会先进入环境，感受空间传递的情绪，再与演员沟通。

澎湃新闻：影片中同时用了职业和非职业演员，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表演差异？

蔡杰：之前拍纪录片的经验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参考，让我能够大概知道一个真实的现实场景中人物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会以一种想象中的真实感作为标准，去引导职业和非职业演员达到这种状态。职业演员往往在表演时非常精准，他们的台词、表情的落点都很到位，这些都是他们经过训练形成的表演范式。而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可能没有那么准，但很真，这是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职业演员的精准性又让非职业演员的表演显得有些散漫，非职业演员在表演时的自然感和松弛感，可能会让职业演员显得过于“表演化”，所以在现场，最难的部分是让不同背景的演员在表演方式上互相适应我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他们的表演方式尽量趋同。

譬如我和冬萍（非职业演员）很熟，了解她的一些情感经历和秘密。所以在某些戏份中，我会跟她说一些悄悄话，激发她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用私密的信息帮助她调动情绪进入状态。而孙阳和冬萍，他们要在片中饰演情侣角色，我会建议他们在拍摄前先去喝杯咖啡、看场电影，或者一起散散步，建立一些戏外的交集，培养信任感和熟悉感，这样在拍摄时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会更加自然和真实。

职业演员孙阳与非职业演员林冬萍

完成处女作像跑马拉松

澎湃新闻：你认为成长过程中的哪些关系或经历对你成为创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蔡杰：我的家庭构成很普通，有一个姐姐，她很热络，也很愿意参与家庭事务。所以我从小可以相对独立地做自己的事情，但也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人。或许这种观察的习惯来自家庭的影响。另外，我在初中时就对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接触杂志美术编辑和学校的黑板报工作。高中时，因为一位美术老师，我接触到了一些艺术电影，从那时起，我逐渐发现电影有很多不同的拍法。这些经历一步步引导我走上了纪录片和电影创作的道路。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走了好几个节展、创投，你觉得过程里认为哪些方面对青年导演的成长是真正有帮助的？

蔡杰：老实说，创投走得久，有时候并不一定是好事。它是一个让项目在行业中亮相的机会，能够让投资方和合作伙伴了解你正在做的事。但如果项目在创投中停留太久，可能会让人觉得这个项目怎么还没完成，一直在兜兜转转地找机会，这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对我来说，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在你还没有明确的投资方或演员加入的时候，至少你在行业内获得了曝光，有机会积累口碑。我作为一个原本完全是行业外的人，的确需要通过这些年的创投经历，更清楚地了解了电影行业的运作方式，认识更多业内的人，包括各个公司的结构、职位的职责等。

这个过程就像是取经一样，你走到某个阶段，遇到了某个人，他觉得这个项目有趣，就愿意加入进来。像这部片子的监制关锦鹏导演，我们就是因为创投而认识，他是创投的终审评委。

《人海同游》走过18个国内外电影节展、入围六大创投平台

澎湃新闻：国内现在很多创投是“过来人”给年轻人很多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让你动摇的声音？你怎样平衡外部的意见和自己的坚持？

蔡杰：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我曾经与一家行业公司签约，差不多准备开机了。当时面临一些调整，比如剧本上有些情节需要根据投资方的意见进行修改，演员选择上也有其他的考虑。曾经有业内的朋友劝我改用普通话，认为那样覆盖的观众群会更广。那段时间是比较挣扎的，我在思考是否要接受这些调整。

比如影片涉及到香港的故事，而在香港拍摄费用很高，如果有一笔投资能解决这些问题，我当然希望能让拍摄更顺利一点。但同时，我也有一些坚持，比如粤语发音的问题。当时对方希望找更有名气的女演员来，但北方演员短期内学粤语上阵拍戏，我觉得这个难度太大，而且可能无法达到我对语言纯正性的要求，而对于这个故事的呈现，粤语不仅是一个方言，更像是一种语言，语言是一种语感，不是短期内能掌握的。我希望在影片中保留这种语言的原汁原味，而不是用普通话或者不熟练的粤语去代替。

澎湃新闻：这些年，大家对方言电影的创作和讨论也变得更多，怎么看这类创作的兴起？

蔡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现在有更多的机会去拍摄这种电影了。前些年，杭州有一个新导演群体，形成了某种“新浪潮”，他们在拍摄方言电影，效果很好。方言电影的兴起与创作生态的变化密切相关。如今的拍摄设备和技术让地方性题材的电影制作变得更为可行。以前拍电影的成本更高，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而现在，即使是在地方上制作龙标电影，也具有更高的可行性。我之前在北京读研待了六年，现在也选择定居在广州。拍得多了，自然讨论也就多了。

充满市井气息的香港

澎湃新闻：怎么评价自己过去这七年的创作？

蔡杰：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有些朋友看完电影后告诉我，他们觉得电影的气质和他们第一次看到剧本时的感觉非常一致。尽管在拍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变故，也做了一些调整，但最终呈现出来了和最初的文学剧本气质非常接近的效果，我对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还是百分之百满意的。

但周期确实太长了，拍摄一部电影花费七年时间，对一个新导演来说，确实也算长的了。好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关键在于要有耐力，把所有东西贯彻到底，直到最后完成。一部分原因是疫情确实对整个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只能接受这个现实，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