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重访张策：不要呆在让你觉得安全但不快乐的地方

商业漫谈

Jane’s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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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需要小人物的赞歌。

文 | 卫诗婕

2019 年，在山东淄博，我采访了当时正经历爆红的短视频 IP《朱一旦的枯燥生活》。

故事的主角朱一旦身穿 Polo 衫、手戴劳力士，在每一集的结尾感慨：「有钱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那是短视频刚刚抬头的时代，「朱一旦」用夸大和反讽的方式表达出喜剧效果，并借由财富、职场、和阶级这类题材，挑逗着时代的神经。

张策是《朱一旦》这个 IP 的编剧兼导演，那年他 27 岁，在淄博一家企业给当时的老板朱总打工。他的创作灵感皆源自自己「社畜」生活的体悟。我因此写下《》这篇特写，在当时获得一定的反响。

报道发布后不久，张策便独立创业，正式投身于短视频的时代大潮之中。并在不久之后成为 B 站百大 up 主，即这个时代，流量的代名词。

可以说，张策的故事标记了普通人能从短视频时代所获得红利的巅峰。从 2020 年至今，他所创作的《广场往事》系列 IP 是当今商业化最成功的短视频 IP 之一，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的品牌，都是他的广告主。

前不久，选择独立创作的我询问了他的近况。惊讶得知，他和我一样，也在今年按下了事业的暂停键。这个选择或许让很多人费解：放着最顶流的短视频 IP 不加足马力更新，这时离开，要去做什么？

但我并不惊讶：真正的创作者，永远会有颗不安的灵魂。

某种程度上，在当今中国，百万级别的自媒体创作者中，深受这种不安所支配的，又岂在少数。

但张策这个（仍在进行中的）故事的意义在于，一个有天赋的创作者，要如何去对抗岁月蚕食、和创作欲的消磨，以保护他的灵气，并不断激发出新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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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电话

4 月的一个晴朗下午，我坐在小区楼下的长椅上，和我的朋友张策通了一个 43 分钟的电话。

几天前我刚刚决定辞职，这是我在 2024 年第二次辞职——第一次是辞去一家科技媒体的主编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将近三年，最大的收获是对话了大量创业者，触碰到当下社会发生改变的一些底层脉络，从而寻找到一扇观察时代的窗口。第二次则是决定退出和朋友合伙的创业项目——我只加入了两个月，便意识到所谓「再做一个商业媒体」无论于我、或是于这个时代，可能毫无意义。便果决地请辞了。

「我想送自己个礼物，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选题。」电话里，我对张策说。

张策就是这些选题中的一个。如他所言，上次一别是在上海，2019 年的秋天，在外滩附近的街道，两位 90 后穿过路边一棵棵法国梧桐。

那时他是爆火短视频 IP 《朱一旦的枯燥生活》的导演，一个来自山东聊城、正在淄博打工的平凡青年，正随老板到上海拜访几大短视频平台；而我时任一本时尚杂志特稿部的记者，正对他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采访——套用他的调侃，这场「冒犯的艺术」将他挖了个底朝天。

我确信这不是我一厢情愿：因为这场采访，我们建立了信任和友情。

所以，时隔五年后，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通过电话赞许了我的辞职决定，并向我宣布，他也刚好经历着与我类似的选择：他正决定暂时停更手头现有的短视频 IP（如《广场往事》、《妇仇者联盟》），并打算筹备一部电影的拍摄。

一种共鸣与默契达成了。

不过，与我不同，他的选择成本大得多。

其一当然是因为他比较「值钱」：

自我采访离开后不久，他便离开原来那家私企开始自立门户，省去个中艰难一万字，简单来说，他火了。比原先更火。2022 年开始，他成为 B 站百大 up 主，据我一个当时在 B 站工作的朋友说，他的才华远超大家的想象，正得到 B 站的力捧。他新创作的短视频 IP 也成为巨大的商业化容器：商单纷至沓来，是接不完的状态。

此时决定放缓更新，这意味着，漫天落下的钞票雨，他不接了。

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如今更举家搬至北京。这加剧了选择的难度。

更大的成本是面对某种期待，你要如何视而不见——在以农村老人为题材创作的 IP 《广场往事》中，张策采用了一批素人演员，在山东淄博的柳荫村，生活在这里的一群大爷大妈们常常问他，「策导，咱的短视频咋不继续拍了？」

张策不知道如何作答，「我要怎么告诉他们，我自己都不快乐了，我没法，没办法再拍出快乐的东西了。」

他不想承认这一点。

创作、灵感的枯竭，就像手中一把不如意的底牌，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它——生怕一亮牌，够不上他人的期待，一不小心，便会被扣上江郎才尽的帽子。

这是典型的创作者的痛苦。

他的妻子作为近距离的局外人，则看得更清楚一些。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他以导演小策的身份生活得太久了，太久没有以张策的身份生活过。这耗尽了他的灵感。我们的确需要停一停，回到最初的初心。」

声音把人一下子拉回到 2019 年，上一次进行这样的长谈还是在他们淄博的家。那时她是一个幸福的新婚妻子，还没有使用艺名「张小球」——后来随着丈夫越来越红，她用这个名字扮演起经纪人的角色。在工作中，他们的分工比家庭中更明确：「张小球」负责洽谈商务，「导演小策」负责创作。

一个创作者很难在商业和表达之间真正平衡。因为金钱的力量很强大。

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小球」还无法明白这个道理。

面对诱人的商务合作费用，她和丈夫常常会想：辛苦两天写个剧本就能赚到一笔不菲的金钱，不做是傻瓜。但真的做了，她又会目睹着丈夫陷入极度痛苦的状态—— 淄博柳荫村，《广场往事》系列 IP 的发源地，这个曾经的灵感之地，已经逐渐由一片绿洲，干涸成沙漠。

在围绕柳荫村创作了《广场往事》系列的几十集视频后，张策越来越难创作出自己满意的剧本。商单的履约一迟再迟。整个 2023 年，夫妻俩爆发过无数次争吵。直到妻子终于发现，这种状态——指的是像赚钱机器一样去生活的状态，会将他们牢牢困住。

不能再继续了。

决定还是妻子做。2024 年，他们决定拒掉一些商单、搬到北京、并依随张策的心愿：去筹备拍摄一部电影。

我在微信上打下许多字，又都一一删掉。

最后，只发送了一句话：欢迎你们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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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的

风暴、恐惧和痛苦

再见面时我和小球给了彼此一个拥抱。

那天，张策看起来比想象中要健康——从神采和气色上。但是深层次的痛苦很快翻涌出来。我们从午饭后聊到天黑。谈话的大部分内容不能分享出来。过程中，我像个心理导师，试图帮张策定义出这些痛苦的具象是什么。

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

有一天他坐在车里——自从通俗意义上的「成名」后，时间仿佛变得非常宝贵，他不再像从前那样骑着电动车四处溜达寻找灵感，而是必须坐在车里——以最快的单位时间从一处抵达另一处，以最大化地节省时间。因为以收入来衡量，他的单位时间可谓「值钱」。

车窗外的人仿佛已和他在两个世界。那些曾经最令他觉得有趣的，普通人的生活和奋斗，似乎已经无法再打动他。他能意识到这种念头的危险：「他们一天那么难才挣那一点钱，工作和努力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念头令他害怕。他说了好几遍害怕。

「我特别害怕我成为那种导演：站在自己名利的高楼上，偶尔需要了，就拿着望远镜看看人间是什么样子，然后赶紧在自己天鹅绒的床上写一些字，写些自以为了解世间疾苦的一些文章。」

「我特别怕我成为那种人，我那种心态就是要成为那种人的一个苗头。」

「我特别害怕，当我去沉浸在那个膨胀的自己的时候，我找不到小人物的快乐了。一个那样的小人在你身上长起来的时候，我就在跟他搏斗。」

某种程度上，张策是在短视频时代被选中的幸运儿。他清楚这一点。

少年张策从聊城一个做门市生意的普通家庭走出，毕业后在淄博一家私人 MCN 机构里打工，当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追赶短视频的风潮——但他是幸运的：他所拥有的一些天赋和才华，刚好被这个时代所需要。

从 2019 年到 2022 年，凭借对一系列冷漠职场现象和社会关系的解构，他最早创作的《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成为那两年的现象级短视频 IP；几年后，凭借对农村老人社会的独特观察，新的 IP 《广场往事》装进了老人留守、乡村性侵、农村打拐等议题，又爆火起来……

无论是三线小城的职场，还是农村的人情社会，张策所描绘的，一直都是他眼中的生活，一个普通小人物，张策，眼中的生活。

当事人比任何人都清楚：对小人物生活的敏感、共情与洞察力，是这些作品成功的根基。但现在，他害怕自己正在失去这些感知力——

这是算法时代所构建的独特引擎，一个普通人能够坐上火箭，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财富新世界；在那里，内容——流量——金钱，三者可以高效实现闭环。但所有这些令外人艳羡的元素，也在张策的生活外围砌起高墙。

「我忘了他们（小人物）了，我忘了曾经的自己了。所以我的创作越来越难，因为价值体系被破坏了。」

听到张策说出这番话，我庆幸我的朋友并未迷失。

有关创作者自身的这场风暴是无声的。

张策处于风暴中心，比任何人都能率先感知到自己的沉溺。

眼前这位 32 岁、远未到中年的年轻人，他的一切痛苦、迷茫、清醒和挣扎都是如此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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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这次见面之前，我花了一整个下午浏览 B 站上，「导演小策」账号下的各种留言。

其中一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心疼小策。原本草根定位模仿电影拍点东西乐呵一下那会儿蛮舒适的，自从平遥电影节之后，想摆脱原来那套、想上一个台阶却上不去。」

这段话里所说的平遥电影节，指的是在 B 站的安排下，在2021年的平遥电影节，张策曾有机会与著名导演贾樟柯进行一次对谈。那几年，张策先后参与过北大光华、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个进修项目，对话过一流的导演，接触了更大的世界——他早已不是那个在淄博打工的导演小策。

这是一段螺旋上升式的进程。我作为旁观者或许看得更清楚。

张策创作短视频的起源，是一种极其原始的、全凭天赋的就地取材——在《朱一旦的枯燥生活》时期，他用短视频记录打工人的辛酸，其实是在解构自己作为打工人的生活；而到了《广场往事》阶段，他已经能够以他者视角洞察农村社会，杂糅了一系列经典电影的手法进行再创作，其间不仅有解构、也有建立——这已经是几年来不断学习的结果。

张策在进步。

而一名非科班出身的草根创作者，要将自己的天赋物尽其用地发挥，这条路还很长。阶段性的迷茫、挫败和徘徊，几乎是必经之路。

我问他，为什么非要拍电影，和贾樟柯有没有关系？

他说有，也没有。他喜欢贾樟柯的电影，记录了小镇青年，让他知道，父母那一代人也有自己的青春。这种记录指向失语的、不被看见的群体。我指出，这多么像他的那些作品——记录小城打工人、空心农村的留守老人。但他立刻打断我。

「我并不想成为他（贾樟柯）。也不想拍他那样的作品。」他说，他想拍「让小人物快乐的东西」。

我说，你瞧，这不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

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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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电影

和创作的快乐

时隔五年，再书写张策这个人物时，对于他的才华和作品，我更有了敬畏之心。或者也可以说，对于用自媒体形式记录这个时代，更有了敬畏之心。

五年前，在撰写《朱一旦的枯燥生活》这篇报道时，我还对短视频存有偏见，认为这种形式以挑逗公众神经为主要目的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