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声明：原创不易，转载请注明作者羽觞斋）
很高兴为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自从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诞生以来，读者对这篇小说的各种解读就曾出不穷。但有一点请大家注意，文学艺术大师茨威格是不会为这么点儿儿女情长，浪费笔墨赚取廉价眼泪的，大家千万不要茨威格等同于中国的烂网络写手。
1、茨威格的写作目的
这篇小说的真正用意，不是为了铺陈一个“并不那么可信”的爱情故事，而是在研究爱后面深层的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研究爱的本质。
2、茨威格的写作方法
茨威格使用的方法就是层层剥笋，剥掉了爱字上面，一切外在可见的因素，一切迷惑的因素，一切干扰判断的因素，甚至让男主人公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女人存在，这种将爱“人为纯粹”的背后，正是为了探索爱的本质。
3、形式为内容服务
至于为什么偏偏让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而不是相反，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形式永远都是为内容服务的。
4、一个问题的提出，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大师茨威格并没有直接回答。但有一句话请大家永远记住：一个问题的提出，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
看到头条上有很多人推荐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他是如何写传记的值得一读吗
若要读传记文学，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一定不要错过。他的16部传记作品，以及特写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自传《昨日的世界》，都如同其中短篇小说，技巧纯熟精湛，风格独具一格，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非常值得一读。
至于茨威格是如何写传记的，则关涉到他传记文学的写作思想，主要有在以下4点：
1、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2、在传主的选择上，不是一味地为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作传，而是选择那些虽然充满悲剧色彩或者是失败者，却以自己的言行对时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
3、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真相；
4、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
我将从这4个方面出发，回答第一个问题。
01 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传记文学创作必然涉及到作者对历史、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茨威格对历史就有其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观点，他在《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一文中认为：
“历史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和，教育年轻人，历史课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功课。”
因此，他主张用崭新的观点来编写历史，把人类生活看成是走向人道主义、走向全面发展的进步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停滞现象；编写历史所突出所强调的事件，首先都应当是有助于最后实现文明的。明天的历史必须用这种精神编写，写成人类进步的历史，好推动我们自己前进，他说：
“我们所要的新历史，编写时必须站在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必须考虑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跟以往所编写的历史不同，那只不过是民族史、战争史。”
茨威格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主义理想，对于历史进程中的战争也有着与过去根本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
“重大的战役尽管不回避，但也不再当做一个民族最有积极意义的成就来评价。”
他进而提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要力争不把历史写成战事年表，写成流血的传统意义的暴力循环，而写成人类沿着往上攀登的一条阶梯。所以，他要求的历史书，不会是为赞美个别民族，而是为友好地赞誉全人类服务的。
由于茨威格有这样的历史观，所以他在传记《罗曼·罗兰》中，热情地赞美作为“欧洲的良心”的罗曼·罗兰自始至终都忠于自己的信仰，毫不动摇地坚守人道主义理想，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人种之分、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大家都是世界公民，都是兄弟姐妹的理想世界而不懈奋斗。
同时茨威格认为，人是时代的产物，是时势造英雄，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并且人的道德，人的感情，也像人的自身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
他的这种历史观具有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这也决定了其传记写作常常是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比如《一个政治家的画像——约瑟夫·富歇》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历史背景上，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对约瑟夫·富歇这个“千面人”、“变色龙”的心理、性格和言行进行解剖的。
而在《精神疗法》中则是先简明扼要地回顾医学的发展历史，勾勒“精神疗法”何以出现的，然后才在此历史背景和前提下写梅斯梅尔是通过内心暗示来增强人的健康意志，玛丽·贝克-艾迪是通过氯仿麻醉使信仰达到极度兴奋，而弗洛伊德则是通过自我认识并进而由此来自我消除被无意识困扰的内心冲突。
被誉为“古代传记家之王”的普鲁塔克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劣迹并不总是体现在他们最杰出的成就里。相反……不太显眼的行为，片言只语，一句玩笑却常常揭示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
同样的，茨威格也认为，瞬间决定历史、细节决定成败，他认为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基于这样的认识，茨威格在传记中又特别重视从细节入手来分析解剖传主的心理、性格和言行，探求那些历史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并透过传主的心理、性格和命运来透视和折射历史。
玛丽·安托内特像
比如，在他笔下，从发现太平洋到拜占廷城门下的血腥战斗，从滑铁卢的最后一秒钟到美国西部发现黄金，从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到抢先抵达南极点，从玛丽·安托内特新婚之夜到她被处死，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就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到最后一瞬间在刑场上获赦，甚至革命领袖列宁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旅行等等，莫不是从细微处人手来窥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一个一个微妙的瞬间和细节都被茨威格准确捕捉、再现、分析和解剖，并延长或放大富有历史意义的心理、动作或事件，做精雕细刻、浓墨重彩的描述，从而写出鲜活而真实的历史人物。
但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背景仍然是具体时代或某一国家的历史，只不过观察和解读的视角在茨威格这里改变了而已。
茨威格在传记中常常是很少去描写传主的丰功伟绩，而更多的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来作为传主心灵的证据并以此来展现传主的心理、个性、性格、人格和命运，但却让我们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重新的认识。
02 在传主的选择上，不是一味地为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作传，而是选择那些虽然充满悲剧色彩或者是失败者，却以自己的言行对时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
茨威格始终忠于自己的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他是自由理念和人道精神的追求者和殉道者，加之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理解，就影响到其传记文学创作时关于传主的选择。他曾在《昨日的世界》中明确地说：
“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
同时他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己任。
正因如此，茨威格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历经十年之久于1920年完成的《三大师》中的传主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分别属于法国、英国、俄国。
这在当时彼此仇杀的那样一个年代里，身为奥地利人的茨威格却选择了当时一时成为“敌对”国家的三位杰出作家作为传主，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样选择和传写的目的和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纵观茨威格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传主，诸如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斯汤达、列夫·托尔斯泰、伊拉斯谟、卡斯特里奥、玛丽·安托内特、玛丽亚·斯图亚特、麦哲伦等，他们大多是失败者或充满悲剧色彩但却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
茨威格在传主的选择上绝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出于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谅解、仁爱、宽恕、牺牲精神，故而洋溢着浓烈的人情味，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想。这也正如他所说的：
“作为记载史实的历史学家，又作为热爱人类，希望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人，不可能给伟大的人物作传。”
茨威格传记文学中传主的选择，其倾向性、目的性、寓意性是极其鲜明突出的，与其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03 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真相
茨威格认为，传记作者要像警察一样，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材料，去询问那些同时代的人，甚至要到现场去，试着找到蛛丝马迹，尽可能揭露事实真相。
但是，时代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唾手可得，而是必须挖掘，要把堆积在它上面的那些谎言和歪曲的垃圾统统清理掉，它才能显露出来。
在茨威格看来，传记作家首先应尽可能搜集材料，挖掘真实情况。茨威格为了写作“巴尔扎克”，几十年都在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搜集有关资料。茨威格的住宅简直就是一座巴尔扎克博物馆、档案馆，到处都是有关巴尔扎克的专论、资料。
在传写文学艺术家时，茨威格既搜集相关资料，还认真阅读作者的作品，他在谈到《三大师》时就说“这三篇文章以对作品的了解为前提”。在面对丰富而大量传记材料时，茨威格始终坚持对材料“存疑态度”和尽力进行验证，而且他严格遵守一个原则：
“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的。同样，对密探和使臣的报告，作者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取存疑态度。”
茨威格告诫人们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旧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因此要对它加以验证和把它本来的工作恢复到它的历史标准。
比如，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常常是矛盾的”，没有哪一位贵族女性像她那样众说纷纭，她被人们视为“欧洲历史上最美的贵族女子”、“不列颠历史上最不幸的统治者”、“天生的坏女王”、“爱情狂徒”、“弱智的宫廷阴谋家”、“坚定的天主教殉道者”、“谋杀亲夫的冷血奸妇”等等，角色反差如此之大，评价如此之矛盾，并不是有关她的史料缺乏，恰恰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茨威格在写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前，面对大量的、互相矛盾的资料，他以质疑的态度，认真而慎重地审视那些成千上万的文件、信札、报告和审讯记录的。并且茨威格还认为，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如此：
处在两种人、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之间争论存在还是毁灭，几乎都摆脱不了诱惑，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是承认这个对就是承认那个不对，不是认为这个有罪就是认为那个无罪。
因此，茨威格多次强调面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应该尽可能公正、客观而无先入之见地追根溯源，弄清事实的真实原委。同时，茨威格还认为描写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个谜，不仅别人猜不透，自己也猜不透。
所以，进行传记文学创作就必然要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进行判断、选择。茨威格对材料的判断、选择，则往往是从传主心理、性格逻辑来决定资料的选择与取舍的。
比如在传写《玛丽亚·斯图亚特》时，茨威格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首饰盒信件’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经过严格的审核、考究才这样认为的。
04 在具体的写过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
同时，茨威格还认为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
在人物传记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茨威格则往往是先把能够使用的资料都写进作品中，再修改删减，大胆舍弃，力求精炼。他说：
“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
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写作过程中，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茨威格把她的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他曾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
茨威格无论是写作人物传记，还是创作小说、戏剧，他都一贯反对繁琐冗长，主张简明扼要，追求轻快流畅。
在传记里，任何冗长烦琐、空洞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白，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他感到烦躁。
他说：
“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
本着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警惕性，茨威格在创作的最初，总是信手写来，轻松自如，任笔驰骋，下笔千言万语，把心中的构思和思想一古脑儿倾泻在纸上。茨威格说：
“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练的工作……在不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
茨威格就曾宣称自己找到了“善于舍弃”的艺术。正是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勇于舍弃、力求精炼，毫不吝啬地删除一切繁杂冗长、含混不清之处，严格地去粗存精，耐心地精雕细刻，所以茨威格的众多人物传记则篇幅短小精悍而极少有长篇大作。
总之，在以上4个方面的写作思想指导下，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不仅有人物生活的历史大背景，更有跌宕起伏、撕裂心肺的矛盾冲突与感情纠葛，情节环环相扣，心理剖析丝丝入扣，文字简练有力，结构严谨有序。
他常常以传主的心理、性格及命运为核心，从历史的深层披沙沥金，从而发掘出无数鲜活生动的细节，进而在人与历史相交汇的点、面、线上设置情节、铺陈叙事，人物、事件、细节等交织发展，彼此制约，立体地、多线地建构起悬念迭出、荡人心魄的故事链条，因而其传记叙事既具有张力又具有戏剧性。我们也可以从其传记中体味和感受到传主的生命气息、性格气质、精神光泽、人格魅力。
所以，读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值得我们废寝忘食。
回答完毕。
看到头条上有很多人推荐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他是如何写传记的值得一读吗
若要读传记文学，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一定不要错过。他的16部传记作品，以及特写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和自传《昨日的世界》，都如同其中短篇小说，技巧纯熟精湛，风格独具一格，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非常值得一读。
至于茨威格是如何写传记的，则关涉到他传记文学的写作思想，主要有在以下4点：
1、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2、在传主的选择上，不是一味地为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作传，而是选择那些虽然充满悲剧色彩或者是失败者，却以自己的言行对时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
3、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真相；
4、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
我将从这4个方面出发，回答第一个问题。
01 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传记文学创作必然涉及到作者对历史、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看法。茨威格对历史就有其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观点，他在《明天该怎样编写历史》一文中认为：
“历史是人类全部经验的总和，教育年轻人，历史课始终都是最重要的功课。”
因此，他主张用崭新的观点来编写历史，把人类生活看成是走向人道主义、走向全面发展的进步过程，而不是看成一种停滞现象；编写历史所突出所强调的事件，首先都应当是有助于最后实现文明的。明天的历史必须用这种精神编写，写成人类进步的历史，好推动我们自己前进，他说：
“我们所要的新历史，编写时必须站在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上，必须考虑到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跟以往所编写的历史不同，那只不过是民族史、战争史。”
茨威格出于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主义理想，对于历史进程中的战争也有着与过去根本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
“重大的战役尽管不回避，但也不再当做一个民族最有积极意义的成就来评价。”
他进而提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要力争不把历史写成战事年表，写成流血的传统意义的暴力循环，而写成人类沿着往上攀登的一条阶梯。所以，他要求的历史书，不会是为赞美个别民族，而是为友好地赞誉全人类服务的。
由于茨威格有这样的历史观，所以他在传记《罗曼·罗兰》中，热情地赞美作为“欧洲的良心”的罗曼·罗兰自始至终都忠于自己的信仰，毫不动摇地坚守人道主义理想，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没有阶级之分、人种之分、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大家都是世界公民，都是兄弟姐妹的理想世界而不懈奋斗。
同时茨威格认为，人是时代的产物，是时势造英雄，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过它，并且人的道德，人的感情，也像人的自身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
他的这种历史观具有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色彩，这也决定了其传记写作常常是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比如《一个政治家的画像——约瑟夫·富歇》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的历史背景上，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对约瑟夫·富歇这个“千面人”、“变色龙”的心理、性格和言行进行解剖的。
而在《精神疗法》中则是先简明扼要地回顾医学的发展历史，勾勒“精神疗法”何以出现的，然后才在此历史背景和前提下写梅斯梅尔是通过内心暗示来增强人的健康意志，玛丽·贝克-艾迪是通过氯仿麻醉使信仰达到极度兴奋，而弗洛伊德则是通过自我认识并进而由此来自我消除被无意识困扰的内心冲突。
被誉为“古代传记家之王”的普鲁塔克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和劣迹并不总是体现在他们最杰出的成就里。相反……不太显眼的行为，片言只语，一句玩笑却常常揭示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
同样的，茨威格也认为，瞬间决定历史、细节决定成败，他认为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中都是难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旦发生，就会决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基于这样的认识，茨威格在传记中又特别重视从细节入手来分析解剖传主的心理、性格和言行，探求那些历史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并透过传主的心理、性格和命运来透视和折射历史。
玛丽·安托内特像
比如，在他笔下，从发现太平洋到拜占廷城门下的血腥战斗，从滑铁卢的最后一秒钟到美国西部发现黄金，从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到抢先抵达南极点，从玛丽·安托内特新婚之夜到她被处死，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明就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到最后一瞬间在刑场上获赦，甚至革命领袖列宁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旅行等等，莫不是从细微处人手来窥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
一个一个微妙的瞬间和细节都被茨威格准确捕捉、再现、分析和解剖，并延长或放大富有历史意义的心理、动作或事件，做精雕细刻、浓墨重彩的描述，从而写出鲜活而真实的历史人物。
但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背景仍然是具体时代或某一国家的历史，只不过观察和解读的视角在茨威格这里改变了而已。
茨威格在传记中常常是很少去描写传主的丰功伟绩，而更多的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来作为传主心灵的证据并以此来展现传主的心理、个性、性格、人格和命运，但却让我们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有了新的理解和重新的认识。
02 在传主的选择上，不是一味地为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作传，而是选择那些虽然充满悲剧色彩或者是失败者，却以自己的言行对时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
茨威格始终忠于自己的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他是自由理念和人道精神的追求者和殉道者，加之他对历史的独特看法和理解，就影响到其传记文学创作时关于传主的选择。他曾在《昨日的世界》中明确地说：
“从来不愿意去为那些所谓的‘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始终只着眼于失败者们的悲剧……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
同时他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己任。
正因如此，茨威格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历经十年之久于1920年完成的《三大师》中的传主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分别属于法国、英国、俄国。
这在当时彼此仇杀的那样一个年代里，身为奥地利人的茨威格却选择了当时一时成为“敌对”国家的三位杰出作家作为传主，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样选择和传写的目的和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纵观茨威格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传主，诸如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卡萨诺瓦、斯汤达、列夫·托尔斯泰、伊拉斯谟、卡斯特里奥、玛丽·安托内特、玛丽亚·斯图亚特、麦哲伦等，他们大多是失败者或充满悲剧色彩但却保持着崇高精神的人物。
茨威格在传主的选择上绝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出于赞美人与人之间的同情、谅解、仁爱、宽恕、牺牲精神，故而洋溢着浓烈的人情味，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想。这也正如他所说的：
“作为记载史实的历史学家，又作为热爱人类，希望引导人类走向完美的人，不可能给伟大的人物作传。”
茨威格传记文学中传主的选择，其倾向性、目的性、寓意性是极其鲜明突出的，与其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03 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真相
茨威格认为，传记作者要像警察一样，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材料，去询问那些同时代的人，甚至要到现场去，试着找到蛛丝马迹，尽可能揭露事实真相。
但是，时代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唾手可得，而是必须挖掘，要把堆积在它上面的那些谎言和歪曲的垃圾统统清理掉，它才能显露出来。
在茨威格看来，传记作家首先应尽可能搜集材料，挖掘真实情况。茨威格为了写作“巴尔扎克”，几十年都在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搜集有关资料。茨威格的住宅简直就是一座巴尔扎克博物馆、档案馆，到处都是有关巴尔扎克的专论、资料。
在传写文学艺术家时，茨威格既搜集相关资料，还认真阅读作者的作品，他在谈到《三大师》时就说“这三篇文章以对作品的了解为前提”。在面对丰富而大量传记材料时，茨威格始终坚持对材料“存疑态度”和尽力进行验证，而且他严格遵守一个原则：
“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的。同样，对密探和使臣的报告，作者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取存疑态度。”
茨威格告诫人们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因为看来是铁面无私的历史依旧屈从于人类对传奇和神话的强烈爱好——它有意和无意地把少数几个主角加以英雄化，而把日常生活的主角，第二流和第三流的英雄人物推到黑暗之中。因此要对它加以验证和把它本来的工作恢复到它的历史标准。
比如，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生活中的谜常常是矛盾的”，没有哪一位贵族女性像她那样众说纷纭，她被人们视为“欧洲历史上最美的贵族女子”、“不列颠历史上最不幸的统治者”、“天生的坏女王”、“爱情狂徒”、“弱智的宫廷阴谋家”、“坚定的天主教殉道者”、“谋杀亲夫的冷血奸妇”等等，角色反差如此之大，评价如此之矛盾，并不是有关她的史料缺乏，恰恰是因为资料太多了。
茨威格在写作《玛丽亚·斯图亚特》前，面对大量的、互相矛盾的资料，他以质疑的态度，认真而慎重地审视那些成千上万的文件、信札、报告和审讯记录的。并且茨威格还认为，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如此：
处在两种人、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之间争论存在还是毁灭，几乎都摆脱不了诱惑，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是承认这个对就是承认那个不对，不是认为这个有罪就是认为那个无罪。
因此，茨威格多次强调面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应该尽可能公正、客观而无先入之见地追根溯源，弄清事实的真实原委。同时，茨威格还认为描写人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个谜，不仅别人猜不透，自己也猜不透。
所以，进行传记文学创作就必然要对有关传主的众多资料进行判断、选择。茨威格对材料的判断、选择，则往往是从传主心理、性格逻辑来决定资料的选择与取舍的。
比如在传写《玛丽亚·斯图亚特》时，茨威格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首饰盒信件’是真实的”，因为他是经过严格的审核、考究才这样认为的。
04 在具体的写过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
同时，茨威格还认为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
在人物传记具体的写作过程中，茨威格则往往是先把能够使用的资料都写进作品中，再修改删减，大胆舍弃，力求精炼。他说：
“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
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写作过程中，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茨威格把她的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他曾研究了当时所有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
茨威格无论是写作人物传记，还是创作小说、戏剧，他都一贯反对繁琐冗长，主张简明扼要，追求轻快流畅。
在传记里，任何冗长烦琐、空洞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明不白，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他感到烦躁。
他说：
“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
本着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警惕性，茨威格在创作的最初，总是信手写来，轻松自如，任笔驰骋，下笔千言万语，把心中的构思和思想一古脑儿倾泻在纸上。茨威格说：
“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不停地去芜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练的工作……在不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是这种删减工作。”
茨威格就曾宣称自己找到了“善于舍弃”的艺术。正是因为他在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勇于舍弃、力求精炼，毫不吝啬地删除一切繁杂冗长、含混不清之处，严格地去粗存精，耐心地精雕细刻，所以茨威格的众多人物传记则篇幅短小精悍而极少有长篇大作。
总之，在以上4个方面的写作思想指导下，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不仅有人物生活的历史大背景，更有跌宕起伏、撕裂心肺的矛盾冲突与感情纠葛，情节环环相扣，心理剖析丝丝入扣，文字简练有力，结构严谨有序。
他常常以传主的心理、性格及命运为核心，从历史的深层披沙沥金，从而发掘出无数鲜活生动的细节，进而在人与历史相交汇的点、面、线上设置情节、铺陈叙事，人物、事件、细节等交织发展，彼此制约，立体地、多线地建构起悬念迭出、荡人心魄的故事链条，因而其传记叙事既具有张力又具有戏剧性。我们也可以从其传记中体味和感受到传主的生命气息、性格气质、精神光泽、人格魅力。
所以，读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值得我们废寝忘食。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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