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局限于“女性主义”

由美国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艾玛·斯通主演的电影《可怜的东西》在2024年的奥斯卡奖项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斩获了最佳女主角的奖项，而且还收获了最佳艺术指导、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以及其他多项提名。《可怜的东西》在美国IMDb上评分为7.9，是今年奥斯卡获奖作品中仅次于《奥本海默》的高分电影，而在国内，虽说不同观众对于电影内容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也斩获了7.0的豆瓣评分，足以证明其电影超高质量。

在美国，人们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基本上都是非常积极的。对于电影中演员的演技、拍摄的手法、色彩的运用、镜头呈现的方式等，即使是在评分较低的评论中也都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褒奖。而对于其所埋下的悬念、整个故事所要表现的深意，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评分较高的美国观众几乎都是看到了其简单故事表面下所隐藏的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核，看到了故事设定的背景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以及通过贝拉的视角所展现的关于人的身份、自由、爱情等更深层次的内容。他们认为贝拉不仅仅是女人，也是广大人类的一员，她随着故事的发展而不断学习与成长，从而逐渐地认识了社会、找到了自我。相反，很多低分评价则是更多地聚焦于电影对于色情画面的呈现上，这些观众似乎认为其出现得过于频繁与简单了，也找不到其存在的意义，同时并不认为这是人类成长的必经之路，更不认同这是人类获得掌握自身权利的合理方式，他们甚至指出了电影缺乏深度以及真实性的问题，直呼观众才是“可怜的东西”。

《可怜的东西》剧照。

而在中国，观众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可怜的东西》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首先，他们将焦点聚焦在了男性导演执导女性题材是否能表现出真正的女性主义这一问题上，认为影片中的贝拉只不过表达了男性心目中的性幻想，而众多色情画面更是加重了他们对于电影的误读。除此之外，大多数低分影评还认为女性主义绝不完完全全地等同于性解放，更何况影片所呈现的只是男权框架下的性解放，再加上贝拉多次关键的成长转折几乎都是由男性角色带来的，都使得很多女性主义者或自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中国观众心生愤懑。而谈到女性主义，观众总是不禁将其与同样入围奥斯卡并在女性主义方面大有作为的热门电影《芭比》比较一番，得出奥斯卡不过是披着资本的皮，只喜欢激烈表皮下的腐朽内核罢了的结论。然而，很多高分影评者对此类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很多观众只看到了电影的表面，而没有看见电影在暴露女性身体的同时也暴露了男性的丑陋，从而解构了两性权利关系的深层事实。

《芭比》剧照。

不同国家的观众对《可怜的东西》评价上的差异可见一斑，这或许与国家舆论、文化以及电影产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美国，由于电影呈现的手法普遍新颖与多样化，也拥有较多内涵丰富的电影，不论是高分影评还是低分影评，美国大众都关注到了电影独特的色彩运用、镜头呈现，也都渴望发现电影表面下的内核，尽管观点不尽相同。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电影评价，无一不将关注点放在女性主义或是两性关系上面，这似乎与舆论现状有很大关系。只要是与女性有关的电影，甚至一切文艺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女性主义思想的审判。

而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所要表现的内容绝不仅仅局限于女性主义，而是在故事逐层展开、悬念逐步揭开的过程中，展现出众多值得人们共同深思的问题。

《可怜的东西》剧照。

谁是可怜的东西？

暂且搁置国内外众多电影观众所关注到的女性主义或性别话题不谈，先将关注点集中在电影题目——《可怜的东西》上，这个题目到底有什么深层含义？到底影片中谁是可怜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人类也是可怜的东西吗？这一系列问题使得笔者得出结论：电影的最深层寓意正是诉说这些可怜的东西逐渐成长的过程与意义，从而使人积极面对可能到来的人性危机。

贝拉（Bella Baxter），作为电影的女主人公，也是影片的绝对主角，无疑是一个可怜的东西。在跳河自尽之前，她遭受着丈夫的虐待与控制，没有自由，过着施暴并以暴力取乐的生活。在怀孕之后，体内新的生命并没有带给她新的希望，反而加重了她对世界的绝望。在跳河之后，维多利亚明明可以通过死亡摆脱痛苦、远离尘世，但却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被动承受着他人做出的接受其子的脑器官移植以挽救自我生命的决定，从而成了实验品。不论是维多利亚还是贝拉，都只能被动承受着他人行动的后果，所以是可怜的。此外，贝拉在成长的初期也一直受到古德温的控制。他不仅每天都关注她的变化与行动，而且还试图将其嫁给麦坎德莱斯，并制定严格的婚前法律文件来达到继续观察她、拥有她、控制她的目的。直到贝拉与邓肯出行的那一刻，她才真正有了选择的机会，尽管邓肯也在试图控制贝拉的言行举止。故而，没有自己选择的人生、没有自我意识的人生，贝拉怎么不是可怜的东西呢？

《可怜的东西》剧照。

而电影中看似掌握主导权的众多男性群体实际上也是一群可怜的东西。先说电影初期的主要男性——外科手术技艺高超的古德温医生（Dr. Godwin Baxter），不仅凭借一己之力为贝拉完成了换脑手术，而且还拥有出色的解剖技艺与创新才能。但这所有的成就都掩盖不了他自身就是一个实验品的事实。不论是从外貌上，还是从古德温与其学生的对话中，观众都可以了解到这个角色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一个正常人。古德温在出生之后就成为了其父亲的实验品，尽管他还只是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孩，但不得不经受众多身体与心灵上的折磨。这些残酷的实验使他必须借助一些特殊器具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虽然成功活了下来，但却永远无法拥有自己的妻子与孩子。而古德温成人后显然成了其父亲的翻版：对科学极具痴迷之情，喜欢擅自将其他人当作实验品来寻求科学的进步与创新。但不同的是，古德温看似冷酷无情的行径中不仅隐藏着其童年的悲惨生活，而且蕴藏了他内心极度渴望爱与陪伴却无处寻得的痛苦，这也是他一直不肯放贝拉离开并在允许贝拉离开后不久就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实验品的原因之一。古德温只能与自己的实验品相伴。

古德温的学生之一，麦坎德莱斯（Max McCandless），也属于可怜的东西。在学校，他很明显是不合群的那一个，甚至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与欺凌。而古德温虽然关注他，但也只是将他看作监视贝拉、控制贝拉的工具而已。在影片中，从头到尾，麦坎德莱斯几乎都未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过决定。他听从古德温的命令监视贝拉；他顺从古德温让其与贝拉结婚的计划，仅仅只是因为流露出的一点点喜爱之意；他在阻止贝拉出行无果后，只能按照古德温与贝拉的想法让她去自我探险；而在贝拉原来的丈夫来找她时，他又不得不遵从贝拉与古德温的意愿暂时终止婚礼仪式。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麦坎德莱斯是一个对生活没有主动权的人，他总是被迫地前进、后退或妥协。

邓肯（Duncan Wedderburn），这个似乎在电影前期最坏的人，不仅引诱尚且天真的贝拉与他一起出逃，而且在贝拉做出一系列不符合其预期的众多举动时，他竟试图通过限制贝拉的活动范围、举止粗鲁的警告等方式来控制她，甚至想要将贝拉变成只属于自己的洋娃娃。但是在另一方面，邓肯也是可怜的东西。他占据着大量的钱财而只知享乐，对于周围的一切美好或忧伤都视而不见。物质便是他的一切，而他的精神却极为脆弱。在得知贝拉在其昏睡时将所有钱都给了那些在物质上可怜的人时，他变得极为歇斯底里。而在得知贝拉为了赚钱沦为妓女之后，他更是接受不了，变得精神失常。在复仇的过程中，邓肯只能借助贝拉从前丈夫的权势来替自己出气。故而，邓肯也是可怜的东西。

《可怜的东西》剧照。

然而，事实上，影片中的贝拉作为最典型的女性群体中或人类群体中可怜的东西的代表，最后成功地实现了蜕变。麦坎德莱斯在故事的最后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教授贝拉解剖学知识，拥有了幸福的生活，而贝拉原来的丈夫，那个无底线的施暴者，却变成了可怜的东西——一个人形绵羊。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大快人心的，也是振奋人心的，这否定了在游轮上贝拉所获知的世界无法改变现状只能越来越堕落的消极观点。影片的结局证明一个女人，通过不断探索生活的真相，是能够实现自我成长并改变人生的，而人类在逐渐丧失人性后也是有重获人性的可能的，这充分凸现了电影的积极意义。至于对影片中女性性解放方面的质疑，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性解放确实不是女性获得自由或者平等权利的唯一途径，但却是最直接、最直白的电影能够呈现出来女性解放的方式，所以笔者并不认为导演或者说编剧的呈现思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但影片中相关画面确实较多而且过于直接，容易导致较为保守的观众的不适，可能在有些地方采取比较隐晦的表达方式会更好一点。

《可怜的东西》剧照。

而另一方面，电影的整体氛围也在呼吁着人们关注人性。虽然电影的背景设置在了维多利亚时期，但对于当今社会也是一种很好的影射。电影一开始，观众们就关注到了人们对于科学的极度追求而导致了人性丧失的景象，这一点从不惜用活生生的人来做实验以求科技上的突破就可以窥见一二。而反观当今世界，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进步似乎势不可挡，在人们稍不留神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出现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道德崩溃、人性丧失、伦理混乱等状况的。故而，《可怜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警示，对于全世界的警示。

《可怜的东西》能够获得奥斯卡的青睐无疑是一部值得大众关注与讨论的电影，其所蕴藏的复杂内核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来区分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美两国观众自然对于电影的关注点有所不同，而其更深层次的之于女性、人类与全世界的意义也正是人们想要寻求电影背后隐藏的秘密。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值得广泛与深入地分析，不仅在其故事内容的深层性方面，也在色彩的巧妙运用、镜头的合理转换、空间转换的方式等方面。每一次贝拉即将解锁新城市，影片都会呈现隐喻贝拉在这座城市中的状态的图景；圆形镜头的出现很像是在监视贝拉的一举一动；而黑白色彩的转换很好地匹配了贝拉有无自我意识的两种状态。这些都值得人们去关注、去探讨，所以何必要抓住女性主义不放呢？

撰文/刘诗雨

编辑/李永博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