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几年前引发热潮的古装大剧，《庆余年第二季》上线以来影响显著，也激起了不少讨论。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季逗乐太多，直到第7集左右才“对味儿”；

另一种观点认为，相比第一季过山车式的情绪体验，这一季的刺激似乎又不够。仔细看这两种立场对冲的观点，正解释了何为盲人摸象，即对事物了解不全而固执一点，乱加揣测。

在我看来，《庆余年第二季》的基调丝毫未变，幽默只是情节的外壳，其内核是一以贯之的，即主人公徐徐图之的理想主义，以及为此知行合一的实践。

很多观众会觉得第二季搞笑过重，其实越往后看，越会发现它的喜剧色彩比第一季减少了很多，更多涉及人物内心价值观上的冲突。把笑点别出心裁地放在前面，一个是为了给予剧迷以熟悉感，另一个点是为了中和整体的叙事基调，情绪走势属于“欲抑先扬”。

但相比第一季，这一季的《庆余年》又的确有所不同，剧集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增加了内容厚度，反映在剧情上，就是加大了主角范闲的“通关”难度。

看过《庆余年》第一季的观众都知道，它吸引人的关键，在于主人公的“大背景”和“金手指”，即“父亲是皇帝，母亲是叶轻眉，养父是户部尚书，有（特务首脑）陈萍萍撑腰，有（绝世高手）五竹做保镖，想死都死不了”。

但在第二季一开始，使团一行的返程路上，主人公便已然处处受制，陷入麻烦不断的境地。

这种有意识的难度增加，也伴随着主人公身上的担子不断加剧，他越是不能肆意而为，就意味着他越靠近风暴中央。

用主演张若昀的话说：

“第一季的范闲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可以成为理想主义的化身，但当这个世界给他的价值观构成冲击之后，他想保护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可避免地跟外界产生抗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从前的退路已经不复存在，他只能坚实地往前踏出一步，就是往那个理想主义的叶轻眉所描绘的世界前进。”

关于这种渐进式的弧光转变，我想起的是肯·洛奇那部讲述英爱战争的《风吹麦浪》，基里安·墨菲饰演的达米安，目睹伙伴被英军虐杀，心中有过挣扎，但还是踏上去伦敦学医的火车，然而在车站，他再次看到了英国士兵殴打年迈的列车员。达米安上前搀扶老人的同时，也终于坚定了反抗的决心。

前一桩事件和后一桩事件，关系不在轻重，而在累加，正是这样的累加，最终动摇了人物的妥协立场。

在《庆余年第二季》也是如此，每一个底层小人物生命的终结，都令范闲不得不去重新思考奋斗的意义，放弃过往那类独善其身的观念。

如果说第一季的主题是“见自己”，那么第二季便进入了“见天地”的阶段，“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从神龙摆尾到潜龙在渊，这样的内在要求，势必要增加剧情的严肃性，所谓渠成则水到，蒂落则瓜熟。

在剧作层面，这意味着《庆余年》IP已经由“爽文-游戏”思路向“文学-戏剧”思路进阶。这两种模式对内容的要求截然不同，前者是主观VR视角，讲求“利己”，一切服务于主人公升级打怪；而后者则是客观全景视角，讲求“利他”，有丰富的支线叙事，有充满层次的配角，有严肃完整的世界观。

这样一种内在提升，既契合文艺创作的长期思维，也符合国产剧现阶段去芜存精的整体思路。

作为一部类型齐全的古装剧，《庆余年》故事的“元”元素，涵盖了中国传统的武侠叙事。如角色体内的霸道真气、飞檐走壁的护驾高手、信手拈来的毒药技能，这些设定都是给主人公行侠仗义的底牌。

但不同于大多数具备武侠元素的古装剧，《庆余年》系列的主战场是在朝堂，而非江湖。尤其到了第二季，随着范闲在权力游戏中参与度的拉升，他更多置身于宫廷党政的迷局。古往今来的大侠都在“出世”，唯有小范大人是在“入世”。

《韩非子·五蠹》里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三侠五义》里的北侠欧阳春，一生不入开封府。特权与任侠，就像一块吸铁石互斥的两面。而在《庆余年第二季》中，编剧却深入挖掘了将其结合的可行性，这是它的剧作难点，也是它的剧情看点。

历史学者吴思曾专门分析，本土小说盛产武侠——如金古梁温黄，而西方小说更多描写巨富——如《百万英镑》《基督山伯爵》《了不起的盖茨比》。

不同于西方读者把幻想投入在成为亿万富翁身上，东方武侠的投射，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既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侵害，又能够随心所欲地惩治他人。

当然，真正的侠之大者，绝不会滥用暴力，而是锄奸惩恶、替天行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从郭靖、乔峰、令狐冲到《庆余年》里的范闲，莫不如此。而具备了这种能力，社会地位和回报便会随之而来。

在吴思看来，武侠小说盛行的深层因素，是在一个长期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环境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

毕竟缺乏后一种自卫能力，财富再多也难以周全。

而在《庆余年第二季》中，范闲心心念念的，正是重新建立秩序，一如其母叶轻眉留下的碑文：

“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不因高贵容忍，不因贫穷剥夺，无不白之冤，无强加之罪，遵法如仗剑，破魍魉迷崇，不求神明。”

《庆余年第二季》第9集邓子越在鉴查院内的诉衷肠，之所以能引发共鸣，就在于他遭遇的种种不得已，那些被迫为之的与光同尘，作为观众的我们并不陌生。

故事演的是古代人，但又好像在今天随处可见。这既是心照不宣的互文，又蕴含了别样的表意——有些人活在现代，本质上仍是古代人，用辜鸿铭的话说，“无形的辫子长在心里”；还有些人虽是古代人，但思想却早已超脱了他所处的时代。

赫尔曼·布洛赫在《梦游人》里写道：

“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属于不同世纪的人，可他们却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甚至是同时代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那么不稳定，难以合理地理解彼此。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种人与人的团结一致，一种横跨岁月的理解。”

而《庆余年第二季》的重心正在于此：主人公如何在一个皇权至上的社会，在对抗权力的同时守住内心，维护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价值观。

关于平等。

在范闲的价值观里，王子犯法该与庶民同罪，不能把人命视为草芥，这是他和一干权贵无法调和的分歧。第一季中滕子荆为救范闲而亡，对大人们来说“死的不过是个护卫”，第二季菜农老金与女儿先后遇害，看在眼里的范闲会把这些不公牢牢记住。

关于公平。

庆帝授意范闲主持春闱，目的是将往年弊案牵扯出来，倒查后者准岳父林相的责任。庆帝这招一石二鸟，打得范闲首尾难顾，如果袒护长辈，那么便违背了自己秉持的道德理念；如果秉公执法，他不仅会在朝中失去支柱，更会四面树敌，沦为彻头彻尾的孤臣。

在范闲之外的所有当权者眼里，考场只是过场，谁能上榜早已定好，但在范闲看来，春闱不仅是场考试，更关乎阶层跃升，决定的是社会公平的底线。

大义灭亲，或还普通学子公道，便成了一个经典的“电车难题”。将此等局面甩给范闲，才能真正意义上考察人物在良知与利益面前的抉择。

关于交际。

无论对滕子荆、王启年还是高达，范闲始终将他们看成同自己一样人格平等的个体。他愿结交批驳自己的御史赖名成，也是基于对后者刚正品格的欣赏。

纵观剧情上下，范闲始终坚持这样的人际原则：不谈利用谈交情，不当梯子当朋友。

结草衔环，投桃报李，只可能存在于以诚待人的友谊中，不可能为权力或利益所驱动。为利益同他人相交，交来的只能是关系，而非朋友。这一路径看似精明，实则短视。

因为利益关系是世间最脆弱、最不稳定、也最不值得投资的关系，只有当双方对一件事存在共同利益时，这个关系才存在，而当共同利益稍有变动，关系也会转瞬覆灭。可即便是关系存续时，彼此之间也无法建立深层次的信任。

然而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中，利益关系却是一种最为牢靠的关系，只能说这是三观层面的不同，这样的认知放到《庆余年》里，多半会沦为范闲的敌人。

关于爱情。

范闲与林婉儿，两个被圣裁成婚的人竟能一见钟情，情投意合，因缘际会之间，这是他们的幸运。

但除却幸运，两人也早已交换过意见，他们追求的是自由恋爱，摒弃的是门户之见。至于继承“内库”财权，在范闲眼中更是不值一提。包括大皇子从边境归来，奉旨与北齐联姻，其实也一早做好了逃婚打算。

凡是剧中行事磊落者，如范闲与大皇子，爱情观都颇具现代性，而行事诡诈的二皇子，爱情观就未能超脱于时代语境。这不能仅仅视作人设上的巧合，其实也是创作者埋下的妙笔。

甚至于言冰云谈到的“庆国比陛下重要”，也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价值。这足以表明看上去刻板的小言公子并非一味愚忠，其立场不是基于恐惧权力或贪图权利，而是为了大局之下的万民。

值得注意的是，范闲们维护的诸多价值，即便在当代社会，仍然是一种并未完全实现的理想。正因为理想尚未完全实现，所以范闲第二季中的这条孤臣之路，实践起来才别具先驱性。

这正是整个故事立意上的最可贵之处。

No.5805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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