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年仅10岁的小演员岳昊凭借《漫漫长日》 （后改名为《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 ，在上影节中获得亚新奖最佳男演员。

对于这位小演员、这部影片、这位导演而言，大众可能都比较陌生。但是作为影片的监制，饶晓志这个名字或许能够给观众赋下一颗定心丸。

抱着这样的心理，我去看了这部影片，并在回家的路上果断打上了标签：我的2024华语年度十佳影片。

影片《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以小学生朱同的视角，讲述了他在校园生活中度过的一天。

儿童电影一直以来都是难以创作的类型，它决定了儿童电影既需要专业的成年人来制作，不能够完全抛弃掉成年人的思想介入，但需要在创作的基础上坚持“儿童本位”的观念。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之所以好评如潮，不仅是因为影片适合孩子们观看，更是因为我们在看这部影片时会发现，导演王子川把「爹味」消除了。

影片的文本表达充满了天真与幻想，但实际上随着故事主线的漫游式发展，观众在一副卷轴的书写中审视着童年的点点滴滴。 因此，这种预设的天真其实是成年观众对于已逝童年的追忆。

故事的展开并不存在一条明晰的逻辑主线，在朱同的一天中，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现实与想象力的碰撞。

站在“儿童本位”的对立观念而言，《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更适合成年人观看，影片中堆叠着反复的、无逻辑的玩闹，在看似欢愉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描摹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焦虑和不安。

对于儿童观众而，情节的设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共情的体验，但是成年观众却可以补足镜头以外的视角空缺，在自己的经历中找寻相似性的身影。

在《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中，童年的概念从存在到消亡的浓缩仅仅经历了一天的时间，这正是导演的精巧之处，他弱化甚至消解了时间维度的意义。对朱同而言，荒诞的事件拼接构成了时间的意义。

在一天的时间内，虽没有明确的时间划分，但是上课铃声、下课铃声、写检讨、广播操排练都似具体的红线，牵制着朱同、推动着朱同，甚至规训着朱同。

观众之所以能够对于不明确的时间概念了如指掌，正是多年以来的亲身体验，角色不清晰的目的性也由此明朗。

当时间维度失去意义，朱同的想象力成为故事主线的指引者，并且足够支持他去解决一切看似“天大的问题”。

但想象力的外部表征不能够真正帮助朱同解决问题，仅仅是完成主观意识下的延迟问题并解决。比如外星人与牛老师的打斗 （延迟出门罚站的时间） 、粑粑怪抢夺试卷 （延迟父母签字的时间） 等等……

这是属于孩童的独特视角，也是属于孩童的特殊超能力。成年人在教育惩戒下培育出了规则意识，并不是他们没有想象力，而是在现实空间的挤压之下，他们找寻不到任何容纳幻想的空隙。

因此，我们回过头来看电影的片名可以发现，《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实则是一个被隐匿的巨大悲剧。

当朱同视角里的“奇珍异兽”逐渐敌不过现实的牢笼，自由洒脱的孩童逐渐被“时代在召唤”的口号所驯化，无法复制的想象力逐渐被剥夺而后丢失……

这些在儿童观众眼中的轻盈逗趣，却是成年观众不愿戳破的悲剧表达。

面对儿童题材，导演很好地做到了将权力还给孩子。在《我本是高山》中，有观众抨击影片的情节涉及到对女性教师的不尊重，为什么女老师的刻板印象是对孩子凶狠，男老师却是温和？

于是相同的问题放置在《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中，导演将事件核心的选择权力还给孩子。在语文课堂上，老师让孩子们之间自主选择帮扶作文的对象，没有乱点鸳鸯谱的可能性；年轻女老师面对朱同的错误，让他写检查来主动代替叫家长的惩罚。

尽管导演已经在尽力让孩子去主导事件的始末，但依旧无法避免成人视角的介入。

作为主要面向成年观众群体的儿童影片，不是说我们用孩童视角出发就能完全规避成年人的理解模式，因为这种复杂的情感是很难抹除的。

所以上一秒观众还沉浸在天真烂漫的玩闹中，看着朱同身后的电视塔变成火箭升空。下一秒导演就过于着急地要展现影片主题，展示了一个朱同被写有“自强”和“未来”的教学楼困住的远景。

这是影片至此第二次脱离朱同视角，似乎导演想要直接告诉观众：这是我的主旨句，你们看懂了吗？这是一部成人向的儿童电影，你们理解了吗？

那么第一次是什么呢？电影海报上有一句“装大人累了？做一天小孩！”似乎电影在开始之前就设定观众站在上帝视角，以大人的逻辑思绪去代入小孩的生活，不是回归童年，而是逃避成年。

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疑打破了儿童影片的原意，一旦观众从儿童视角中跳脱出来，便会一直带有一种审视的眼光来思考：你是学生你不该这样做，你是学生你应该……

好在导演及时将这辆“跑偏的汽车”开回正轨，好看的儿童电影应是不教育不批判的，只展现孩子的观点与生活。

在电影中，导演一直在讲述“好”的概念，甚至可以说贯穿了整部电影。

“好”的概念在电影的前后有不同的意义，在电影的前半段中，“好”被理解为成绩好和纪律好，因此无论朱同在画画方面多么出彩不会被注意到，在广播操方面多么积极也不会被重视。

因此，这种单一的标准造就了儿童时代的悲哀，更讽刺的情节在于，朱同的检查是一种公式化的“流水线产品”，却被牛老师当作典范和“好”的标准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单一标准的教育环境下，甚至连犯错都有公式和模板来套用，儿童的想象力与超能力又怎会得以保留呢？

在电影的后半段，“好”的概念充斥着磨灭孩童天性的意图，“好”是成人对儿童的一种驯化。

贺娜教朱同在手掌心上写“好”字，并且传播想要教更多的人这样安慰自己，贺娜所代表的拥有成熟思想的那类孩子，是那类成年人试图规训的「表面的好孩子」。

用写“好”字的方式来规训自己、抵抗困难，克制并且磨灭自己作为孩子原本可以撒泼打诨的天性，这是一个“好”字的训诫力，也是木讷、迷茫的儿童唯一能抓住的稻草。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作为一部悲剧内核的喜剧作品，可以窥见到每一位成年人对于童年的遗憾和不忿。我们都是被“召”遮挡住的朱同，短暂的肆意与畅笑，但终究还是在“时代的召唤”中丢失了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