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何杀死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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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2000年，日本爱知县发生了一起女童死亡案。一对年轻父母将年仅三岁的女儿真奈放进纸箱近二十天，在此期间真奈几乎没有任何进食，最终饿死。此时他们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儿子，母亲雅美还怀有身孕。他们所住的是狭小公寓，连孩子的呼吸声都能清晰听见，可当小真奈在饥饿中发出凄惨叫声时，她的父母甚至专门去买了耳塞，继续戴上不闻不问。

日本纪实作家杉山春采访了这一事件。她历时三年半，多次采访涉案父母及其家属、儿童保护组织与医院等多方人士，搜集法庭审判资料，最终通过《育儿放弃》一书详尽客观地还原了案件的全貌，深刻揭示出种种深层原因。

在日本社会，育儿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专属工作，也因此造成极大的社会压抑。小真奈的死是一起“育儿放弃”的极端事件，因为它放弃的是生命，而在更多日本家庭，人们放弃的是孩子的前途。小真奈之死所暴露的并不仅仅是一对父母的不负责任，而是日本社会的阶层困境。

小真奈短短三年的人生极为悲惨。出生后，她曾短暂得到父母的爱，但九个月大时因为被倒提着猛晃而导致头部受伤，从此发育迟缓，父母也对她失去耐心。弟弟出生后，她完全失去父母的爱，父母怕她伤害到弟弟，将她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很小的围栏里，经常被独自关在家中。死前一两个月更是被放置在纸箱里，每天只有一根小面包和几口牛奶，最后在狭窄空间里孤独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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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放弃》中描述的场景令人心碎：

“真奈死亡时身高八十九厘米，勉强够得上三岁女童的平均值，但体重只有五公斤，不到标准中间值——十三点六公斤的四成。她的纸尿裤上兜满了屎尿，腰部到大腿粘有粪便，散发着恶臭。皮下脂肪的流失使她的皮肤像老人一样干巴巴的，漆黑的头发披散在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上，脸颊深陷。由于眼睛周围的脂肪完全消失，她的眼睛无法闭上，白眼球因干燥变为黑褐色。股关节和膝关节都弯成直角并呈僵直状态，说明她死前已有两三个星期没有活动了。解剖发现，真奈的胃里只有二十毫升内容物，即大约一大汤匙分量的棕褐色黏液，没有固体物质。肠管没有脂肪，小肠里空空如也，大肠里只留有兔子的粪蛋大小的粪便。人体无法从外部摄取营养时，会分解存储在肝脏中的糖原。糖原储量不足的话则会消耗人体脂肪，如果脂肪也不够用，便将体内的蛋白质转化为能量。当内脏的蛋白质也被分解，陷入功能失常的状态，人就会被饿死。解剖结果说明，真奈为了活下去，已耗尽了自己身体的全部能量。”

一直关注育儿问题的杉山春并没有停留在“谴责恶母”的层面，而是试图直击东亚女性普遍性的育儿困境。在她看来，小真奈之死这一极端事件背后，是一个个孤立无援、陷入绝望的母亲。

巧合的是，纳塞利在《逆袭》一书里总结道，逆袭者要想实现阶层跨越，母亲的启蒙作用非常关键。虽然有一个好母亲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起码他采访的这些逆袭者都有一个相对更为开放和有耐心的母亲。

但这种母亲的存在，并不能只靠女性自身的力量。虽然法国的阶层固化非常严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社会整体福利体系相当完善，即使是底层，只要有稳定工作，都不会有过多压力。而在观念层面，法国相对日本更为注重性别平等，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中的参与度更高，这已经是一种社会习惯。当然，除了观念之外，这也与法国人更多的假期、相对更轻松的工作量有关，男性的闲暇时间远远多于日本男性。

因此，在日本乃至东亚社会，当一个女孩成为母亲，她要遭遇的问题远远多于法国同性。

杉山春发现，美奈那对狠心的父母对家庭中男女分工的看法相当传统：“男人在外面工作，挣钱养家。家务活和育儿则是女人的工作，男人没必要帮忙。直到真奈去世，父亲智则都从未质疑过这种价值观。”

妻子雅美最初也想做一个好母亲，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想象中的育儿生活无法实现。生活的拮据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她无法达到日本社会对一个母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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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社会乃至东亚社会，“每个母亲都是这样过来的”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事实上，每当人们对某件事情有所不满、提出异议时，都会有人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这种思维惯性很容易带来压力，它对个体的消耗甚至远远大于困难本身。

这对放弃孩子生命的年轻夫妇几乎符合所有的社会底层特征：学历和收入都很低，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生子，女方只能丧偶式育儿，而且他们自身的原生家庭也问题多多。

真奈的父亲智则，成长于贫困家庭。从小父母关系不佳，父亲沉迷于赌博，母亲时常对其打骂，弟弟在事故中丧生。后来父母离异，他与养父的关系仍然糟糕，在学校也遭到欺凌，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

真奈的母亲雅美，年少时父母关系破裂，母亲两次离家出走。在生活极度困窘的情况下，雅美承担了母亲的责任，照顾弟弟并料理家务，父亲则对她完全忽视。初中时遭遇欺凌又不知道如何求助，只能以逃学应对。初中毕业后，她遭遇性侵犯，但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帮助，后来退学，陷入自卑与孤独。“由于自幼得不到父母稳定的爱，雅美从小到大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如果不做一个好孩子，或许就会失去父母的爱。所以她不会向父母撒娇。父母的爱本应构成孩子个人意识的核心，但雅美的核心始终飘摇不定。”

这样的底层年轻人，要想实现逆袭，难度比堕落要大得多。他们也深受自己的父母影响，正如杉山春所写的那样：“智则的父母仿佛认为，给自己抹黑的孩子就该被抛弃。真奈一岁半体检时，智则得知她发育迟缓，就对她不再关心。”

杉山春总结道：

“这家人从真奈往前数三代（不，说不定是更久以前），就已经重病缠身。病症经过世代的累积，最终令真奈饿死。如此想来，几乎令人绝望。”

“育儿放弃”事件并不是孤例，而是在日本社会时有发生。它们往往都有代际传递性，对孩子施暴的父母，往往有曾经对他们施暴的上一辈。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缺乏向上动力和自控力的底层，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的生活。书中写道，真奈父母的住处肮脏杂乱，还有一股恶臭，但智则和雅美却觉得肮脏和恶臭都并非无法忍受。很显然，他们放弃的不仅仅是育儿，还包括自己。

这对父母建立家庭虽然草率，但也曾有过自己的憧憬。雅美就将成立自己的家庭视为摆脱原生家庭不幸的办法，她希望能在新家庭里获得旧家庭里没有的爱。但“好不容易得到的丈夫的爱，本是足够填补这份缺失的，但越是心里的缺失得到了填补，雅美在潜意识里就越是深深地担心：如果失去了丈夫的爱，自己恐怕就活不下去了。乍看上去，雅美是深深地爱着智则，但这份爱的本质其实扎根于其自我意识的不安，是一种束缚的爱、不依不饶的爱。”但这种不依不饶衍生的强烈占有欲，使得智则选择逃避，沉迷于游戏。

在这种人生迷茫中成为母亲，懵懂投入育儿生活，加上经济能力同样处于低下水平，悲剧率自然极高。后来的雅美，沉迷于贷款购物，不再收拾房间，任由家里变成垃圾场，即使小真奈饿得无法站立，她也选择无视。丈夫智则也选择对这一切无视，一句“男人出门工作，女人负责养家”，就让他拒绝参与家庭生活，永远选择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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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无法理解一个事实：

“孩子的出生和抚育过程，往往是父母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父母需要具备成熟的智慧和自信，才能避免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孩子，进而接受孩子原本的样子。”

真奈案之后，虐童事件在日本仍时有发生，每年都有大约五十名儿童死于虐待。2000年，日本儿童咨询所接待的儿童虐待咨询达到三万七千余件，二十年后，这个数字攀升至二十万七千余件，而政府机关统计的虐待案数量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日本社会的原子化也加剧了育儿困境。智则和雅美的祖父母辈和父母辈同样不擅长育儿，但家族中的亲戚可以帮忙，但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旧时家庭结构已经瓦解，在个体原子化状态中无法求助，“弱者仿佛被剥光了身子，暴露于社会之中。”在这种困境下，代际创伤的传递性几率大大增加。《育儿放弃》中写道，在日本，“三四位母亲中至少有一位在育儿阶段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些母亲是‘虐待预备军’的一员。有虐待倾向的父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陷入自尊极低、危机感严重的状态中，当孩子不听话时，他们会感到极度的不安。因为孩子进一步威胁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杉山春在《育儿放弃》中最想表达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女性的个体需求很容易被忽视，但一旦出现问题，女性就更容易成为问题的靶心。在小真奈事件中，智则和雅美夫妻都是凶手，但社会焦点仍然集中于“恶母”。这个思考视角看似与阶层固化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阶层固化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也会加剧固化。反过来同样成立，越是这种服从于社会整体陈腐观念的家庭，越无法摆脱自身阶层。即使他们不放弃孩子，也不可能实现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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