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结拜兄弟，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兵戎相向的
• 蒋介石怎么成为国民党权力中枢的
• 香港老戏骨许绍雄和鲁迅是什么关系
• 你觉得鲁迅和许广平婚姻是否幸福为什么
• 唯一为清朝殉国的总督是谁
• 两广军队为什么叫桂军
• 清朝灭亡后九位封疆大吏结局是什么
• 为什么「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会变成汉奸
• 有没有哪个历史人物历史地位很高(或贡献很大)，却很少人知道呢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结拜兄弟，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兵戎相向的

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大家早就耳熟能详。别看张学良比蒋介石小很多，其实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义结金兰的结拜兄弟。后来因为“抗战问题”的分歧，逼反了张学良，才使得蒋介石和张学良这一对政治联盟彻底走向了决裂。

蒋介石以黄埔军校起家，几年时间就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实际统治者。东北易帜后，全国在形式上完成了统一。可当时还有另外三大军事集团，足以比肩蒋介石集团。蒋介石不能一家独大，怀恨在心的同时，便以中央名义开始裁撤军事编制，想通过此举在军事上形成绝对权威。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桂系集团、阎锡山集团、冯玉祥集团三大军事集团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摩拳擦掌的同时，国内其他失意政客和军阀也在虎视眈眈、闻风而动。他们曾经都是蒋介石往上爬而被利用的石子，现在有了机会肯定要有所行动。

（晚年张学良）

蒋介石通过武力和“银弹攻势”先后打败了风头正劲的桂系和战斗力最强的冯玉祥，又掉头击溃了刚刚被蒋介石起用不久、但野心十足的唐生智和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张发奎。几场胜利下来，仿佛蒋介石已经胜利在望。

不过正因为蒋介石先后取得了历次反蒋战争的胜利，使得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反蒋派”们感到唇亡齿寒，于是抛弃成见，联合起来一致反蒋，全都汇集到山西太原，以阎锡山为首，李宗仁、冯玉祥等为副，一场决定中国未来20年主导权的战争即将打响。

这就是“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军阀战争。战争进行的同时，双方阵营也都把目光转向了关外的奉系张学良身上。张学良手握重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俨然成为了当时能决定战争胜负最关键的人物。

张学良面对双方代表，态度模棱两可，其实还在观望到底支持哪一方。最后在奉系内部会议上，一致决定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也由此使得蒋介石取得了这场艰难的胜利，成为了最大的军事集团。

蒋介石投桃报李，先是任命了张学良为海陆空副总司令，然后又把黄河以北的管辖权全都交给了张学良管理。在张学良来到南京前，蒋介石更是亲自去下关车站，给予了最高的待遇。也就是在这一次相聚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义结金兰，成为了异性兄弟，表示要荣辱与共，共同进退。此时的张学良，实力和声望都达到了一生的顶点。

没想到一年之后，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使得舆论口中的“国家英雄”瞬间变成了“民族罪人”，于是在蒋介石的花言巧语下，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

1934年回国后，张学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剿匪”工作。在这期间，张学良非但没有把红军剿灭，反而让自己的东北军陷入困境，也使得张学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其实“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一直都想走上抗日的最前线，而不是把枪口对准同是中国人的红军。但由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得东北军内部怨言颇多，也终于逼得张学良走上了兵谏的道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联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不在阐述，但张学良却由此断送了政治生命。由于轻信蒋介石，使得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张学良都被囚禁起来，直到李登辉上台后，张学良才彻底恢复自由。

垂垂老矣的张学良，或许想不到自己还能在有生之年恢复自由。在被囚禁的这半个世纪里，张学良明白了很多道理，尤其是认清了蒋介石这个人，什么兄弟之情，什么国家荣誉，完全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下。

至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张学良，也完全是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苦苦哀求，而不是蒋介石大发慈悲。如果蒋介石真的念及张学良的功劳，应该早就把张学良放出来了，而不是等老蒋和小蒋先后去世，才迟迟恢复自由。

对此，你是如何看待蒋介石和张学良这对异性兄弟呢？欢迎留言评论。

蒋介石怎么成为国民党权力中枢的

蒋介石借“廖案”进入权力核心

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许崇智，是蒋介石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蒋介石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

前面提到的陈公博关于“廖案”的调查报告是陈在该案发生数月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代表“廖案”检察委员会所作的，此时的蒋介石已上升到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所以报告中特意将蒋与廖、汪并列，无非是为抬高蒋的领袖地位。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组成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府成立之后，他除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并未占据其他要职。甚至可以说，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使蒋介石进入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用说党的领导地位了”。蒋介石本人正是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

黄埔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杨希闵)叛乱中的功绩使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但他在军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难以满足其“雄心壮志”。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但汪只是一个并无实力的政客，虽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整天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因此，他实际上从不过问军事”。蒋与汪暂时尚无利害冲突。而擢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的粤军头领许崇智，却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

平定刘、杨叛乱后开入广州的粤军，把持着广州的财政收入，致使蒋介石的党军军饷得不到保障，蒋对此十分不满。蒋、许自1925年6月间军事委员会开始改组军队、统一军政工作后，就“势成水火”，且矛盾在不断加深。

许崇智所部粤军虽人数众多但杂乱不整，因涉嫌谋刺廖仲恺和巅覆政府，8月25日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等多名粤军将领被捕。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担任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军长，在军界地位进一步抬高。许崇智虽然在军队中的权力与影响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监督，掌握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许有意限制蒋介石所率第一军的发展，许、蒋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9日蒋介石往晤汪精卫，对汪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

除财政之外，军事计划方面也有分歧。蒋介石“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崇智则不予赞成。此外，湘军将领谭延闿、滇军将领朱培德等对许崇智的把持，也“同感不平”。苏俄顾问鲍罗廷对许崇智亦无好感，认为他“只会大唱革命高调”，且与陈炯明有着相同追求。尤其是许崇智在“廖案”发生后，阻挠对主要嫌疑之一的粤军将领梁鸿楷的逮捕，令鲍罗廷大为不满，认为许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经过商议，广州国民党要人对许崇智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逮捕，另一种主张将其流放上海。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其代表人及执行者就是蒋介石。

9月19日，蒋介石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以及铁甲车队、江固舰，协同“解决反革命各军”。粤军郑润琦部与莫雄部分别被缴械，收编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在成功解决了许崇智的主力之后，19日晚，蒋介石致函许崇智，历数其作为“军政与财政领袖”的“过失”，指出许的不少表现实已危害到国民革命的大业。

为了“保全名节”，蒋介石建议许崇智“暂离粤境”，其部由蒋本人“负责维持”。据记载，许当晚接信后，给蒋介石回电话二次，“语多凶悖”。说明，双方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但不管许崇智如何抵抗，最终不得不屈服。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解除许崇智的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和财政监督等职务，令其离粤赴沪。

据载，当蒋介石下令戒严时，许崇智曾向汪精卫电话质问此事。汪精卫复函许崇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并谓“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一切难题，及情感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之后，即请先生回”。许崇智接阅后，只得“完全同意”。下午三时，蒋介石派陈铭枢“护送”许崇智登轮启程。至此，蒋、许之争，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汪精卫通报了政治委员会关于令许崇智赴沪休养，由蒋介石负责“收束粤军一切事务”的决议。次日，胡汉民也搭乘俄舰出洋。

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终于排除了自己在争夺军事最高领导权方面的障碍。不久，他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这无疑又进一步抬高了蒋的政治地位。结果，这个在1925年初还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2页)于是，在广州形成了汪、蒋暂时合作，汪精卫主党、蒋介石主军的局面。

香港老戏骨许绍雄和鲁迅是什么关系

许绍雄的姑婆是鲁迅夫人许广平。

许绍雄（Hui Siu Hung），1948年11月4日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广东汕头，中国香港男演员。许绍雄是实打实的豪门，其太公许应骙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官拜一品，获赐可在紫禁城骑马。叔公许崇智是参与创立黄埔军校的粤军总司令，另一位叔公许崇清则担任过广州教育局长。此外，许绍雄与名流许晋亨、李嘉欣所属的许爱周家族亦有亲属关系。粤语老片《七子登科》就是讲他们家族的故事。

许绍雄家境优渥，其父亲在香港做玉石生意，以至于许绍雄在丽的电视时，是第一个驾驶奔驰（Mercedes-Benz）上班的艺员，所以他亦被人们Benz雄。

你觉得鲁迅和许广平婚姻是否幸福为什么

感谢悟空邀请，我是晨曦小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注：本文图片为作者所有

你觉得鲁迅和许广平婚姻是否幸福？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婚姻就是脚跟鞋的故事，就是再适合的鞋和脚也要经过磨合才能更舒适。至于到底合适不合适，只有脚和鞋最清楚。

鲁迅和许广平最初的关系是师生关系。鲁迅有老婆：朱安。如果按照现在的道德规范，鲁迅这方面有瑕疵。朱安一生在周家。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似乎无可厚非。虽然倡导了一夫一妻制度。但社会普遍有妾的存在。不过是社会法律上不保护而已。再当时能够在法律上确定一夫一妻是时代的进步。那是个变革切巨大变革的时代。追求科学和民主的时代风尚。作为知识女性的许广平也追求婚姻的自由。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婚姻是自由婚姻。是双向选择。但到具体实际情况，应该是鲁迅先生主动追求许广平。这个可以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两地书》看出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试着阅读《两地书》，鲁迅过的书信往来。

许广平在当时是优秀的知识女性，不过她的光芒被鲁迅先生的光芒所掩盖掉了很多。如果许广平不是嫁给鲁迅先生，她也会在那个时代留有名分，毕竟是人才。她对鲁迅先生是从敬仰而爱慕，从革命友谊而爱情，从少女而婚姻，可以说在婚姻中看似是她更主动，其实应该是鲁迅先生更主动。因为鲁迅先生在追求许广平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事业有成的中年人，有婚姻家庭，从爱慕而追求，从中年而婚姻，这就注定了他们的不对等性。我想本不该评价他们的婚姻，毕竟这涉及朱安。对朱安是不公平的。在民国时期不论如何在婚姻这个事情上，还是非常赞赏胡适先生。如套用现在的话：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总之许广平对爱情和家庭是忠贞不渝，甚至在鲁迅过世后还为了鲁迅遗稿而被日本人抓起来严刑拷打。在为鲁迅先生牺牲的角度来说许广平付出得更多。比如：事业、青春、自由、健康、名誉等等。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婚姻是值得现代人去借鉴。由欣赏爱慕而爱情而婚姻而不离不弃而忠贞不渝，这里尤其赞许许广平。至于幸福不幸福，人生就是苦里带甜、甜里有涩。你认可了就成！民国女子多是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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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为清朝殉国的总督是谁

辛亥革命爆发后，满清公卿大臣们莫不以谈判求和、保住荣华富贵为要务，根本没有跟革命军决一死战、重整山河的志向，让他们殉国更是不可想象。但凡事都有例外，在此期间，曾有一位封疆大吏选择为清朝殉国，真可谓万千“浊流”中的一股“清流”。这位封疆大吏，便是末任闽浙总督松寿。

01 末代闽督，晚清能员

松寿，字鹤龄，佟佳氏，满洲正白旗人。松寿出身满洲功臣之家，以父荫起家为工部笔帖式，逐渐升迁为郎中。笔帖式，在满语中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在各大衙门中均有设置，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一般为七、八、九品。有清一朝，满蒙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并不多，大部分通过做笔帖式踏入仕途，因为升迁速度非常快，因而常被成为“八旗出身之路”。

松寿旧照

在京城担任郎中数载后，松寿获得外调的机会，出任陕西督粮道，因为在任期间表现出色，等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时，已经晋升为山东按察使，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此后7年间，松寿的官越做越大，历任江宁布政使、江西巡抚、江苏巡抚、河南巡抚、工部右侍郎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热河都统等要职。

松寿在担任热河都统期间，向朝廷疏陈续修矿章四条的建议，同时鉴于热河地控内蒙、难于治理，遂向朝廷献上改革当地吏治、军政、教育、理财等事务的建议，由于方略甚悉，因而深得嘉奖。慈禧太后认为松寿可堪大用，遂在光绪三十年（1901年）将他召至京师担任兵部尚书，1年后又改任工部尚书。

慈禧太后

不过，松寿回朝任职仅2年时间，便再度外放，起初担任察哈尔都统，到光绪三十三年（1904年）时又出任清朝最后一任闽浙总督。作为晚清能员，松寿居官近20年时间，不仅政绩卓越、为人低调，并且廉洁奉公、对属下宽厚，因而深受时人的赞许（“居官垂二十年，不务赫赫名，然律己以廉，临下以宽，为时论所美。”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六》）。

02 执迷不悟，顽抗革命

松寿主政闽浙两省期间，在大举推行所谓“新政”的同时，又全力镇压革命运动，包括秋瑾等在内的大批革命志士，正是在他主政期间遭到捕杀，可以说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不过，松寿实行的白色恐怖政策并未扑灭革命的火种，等到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在新军第10镇统制孙道仁、第20协协统许崇智等人的领导下，决定武装夺权。

孙道仁旧照

1911年11月5日，同盟会在台江举行会议，决定以孙道仁为福建都督，彭寿松为参事会会长，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驻福州的新军在7天后发动起义。与此同时，会议决定以同盟会桥南公益社体育队员为主体成立学生炸弹队、洋枪队，并组织商团队、民团救火队、闲散官兵先锋队等，以配合新军作战。

为尽量避免流血，同盟会在次日发布通告，劝谕驻守满洲的八旗官兵投降，但遭到闽浙总督松寿、福州将军朴寿的强硬拒绝。松寿拒绝同盟会的劝降后，严令驻防八旗加强戒备，并调延建邵巡防统领徐镜清率巡防营到省城增防，准备负隅顽抗。与此同时，松寿授意协领文楷组织杀汉团，加紧镇压革命，并策划于11月9日围攻设在桥南公益社的同盟会总机关部。

福州驻防八旗兵

在光绪末年的军事改革中，清廷从福州驻防八旗兵中挑选青壮旗卒编练前、后两营新军，每营600余人，都配备德国造毛瑟枪，号称“捷胜营”，战斗力不可小觑。等到满族杀汉团成立后，松寿麾下又增添500多名精悍的战士，分为大刀冲锋队和汽龙洋油放火队。如此一来，松寿拥有精兵1700多人，完全可与新军一较高低，而这也是他负隅顽抗的底气所在。

03 兵败自杀，死后哀荣

同盟会得知松寿准备围攻的消息后，遂提前于11月8日发动革命，趁夜围攻福州城内的旗界，即满洲八旗官兵及其家属住地。虽然遭到出其不意的进攻，但八旗兵并未惊慌溃散，而是在松寿、朴寿的指挥下展开顽强抵御。这场战事从晚上直打到次日下午，双方反复争夺每一个阵地，死伤相当惨重。最终，八旗兵在多次反击均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挂白旗投降。

闽浙总督府

闽浙总督松寿见大势已去，遂微服出署，在进入盐道前高开榜画店后吞金自杀，终年63岁。松寿自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后，苟延残喘的清廷大受感动，下令追赠他为太子少保，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谥号为忠节。不过，松寿虽然忠勇可嘉，但在清朝灭亡前，却再没有一位封疆大吏效仿他为朝廷殉葬，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心向背和高官们的胆气。

参考书目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98年版。

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左舜生：《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

两广军队为什么叫桂军

什么两广部队叫桂军？这个问答是典型的历史小白，粤军是粤军，桂军是桂军，两军从不互属，粤军于1912年由广东民军组成，又称第四军，曾在徐州讨伐张勋部清军，拱卫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桂军分为新旧桂军，旧桂军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1920年，陈炯明援闽粤军驱逐旧桂系在广州地区的势力，从而发兵攻打陆荣廷，终结了陆荣廷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1921年下旬，孙中山与陈炯明政见不合，把驻扎在广西的粤军抽调回粤与支持孙的粤军刀戎相见，炮轰总统府，孙先生出走广州，至始粤军分裂为两部，陈部粤军、孙部的许崇智粤军、李福林粤军、邓铿粤军第一师。同时孙先生命马晓军等人主持广西军务，后在李宗仁、黄绍竑围剿残余旧桂军，一统广西，这就是新桂系，也是新桂军。

在许崇智部粤军把陈炯明部赶出广州，陈部粤军占据东江地区，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东征，孙部粤军把陈部粤军彻底消灭。称为建国粤军，由许崇智任粤军总司令，蒋某人为参谋长，1925年蒋某人以廖仲恺遇刺一案为借口，率黄埔学生军假借许崇智军令，缴械许部粤军，将许赶下台，蒋某人吞并许部粤军，这就是1926年北伐第一军，以粤军第一师整编为第四军，李福林部整编为第五军，而李宗仁的部队整编为第七军，第四军在北伐战争战功彪炳被称铁军，新桂系第七军在龙潭之战同样战功彪炳。

北伐后，因粤军实力派陈可钰厌倦派系之争，选择退出军界，广东由粤军第一师副官长李济深主政广东，李济深与桂系结为盟友，同时提供每月2万大洋给桂系作为军饷，北伐后桂系一度控制两湖。

北伐结束后，1928年南京政府见桂系坐大，为了防止李济深的粤系相助桂系，将李济深扣留在南京，同时利用金钱瓦解了桂系在两湖的势力，以任俞作柏、李明瑞为广西新一把手，同时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第八路军的总指挥，陈铭枢为广东省长，在桂的李宗仁、黄绍竑见两湖已丢，发兵广东，在赤泥坞被粤军击败，桂系大佬出逃广西，李明瑞、俞作柏主政广西后，大力使用红色力量的人士，引起桂系将领的不满，在南京政府协助下，赶走李明瑞等人，桂系将领迎李黄两人。

1929年，张发奎第四军拿南下与桂系组成张桂联军，为了夺取广东军政，发兵广东，在花县被陈济棠部粤军所击溃，自花县失败后，张桂军不甘失败，从北流入侵粤西，蔡廷锴率部主力出击在北流再度击溃张桂军。粤军占据广西部分地区。

1930年，张桂军为了响应阎冯反蒋，举兵北上，同时陈济棠派蔡廷锴部粤军兵出衡阳阻击张桂军，在衡阳拦腰截断张桂军，让其首尾不能相护，张桂军溃不成军，退守广西，粤军从而发兵占据广西大部分地区。

1931年，蒋某人与粤系政治大佬行政院长胡汉民政见不合，扣留胡汉民，陈济棠冰释前嫌与桂系联合，为桂系提供军饷，装备，把驻桂粤军全部撤回，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济棠任委员长，李白任委员，两广部队兵发衡阳，恰巧九一八，为了抗日大局，两广部队主动撤军，为了缓和宁粤对峙，双方谈判，蒋某人下野，他在背后操控，以陈铭枢等人掌控南京政府，19路军布防京沪一线，1932年淞沪抗战，粤系部队英勇抗击敌寇，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一二八事变。蒋某人利用一二八事变重新上台，在欧美干涉与日军签定停战协议。

1933至1396年，以陈济棠粤军第一集团军和桂军第四集团军组成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对抗南京。

1936年，两广六一事件失败后，广东部队接受整编为第四路军，由余汉谋任总司令，而广西部队整编为第五路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

所以两广军队，都有自己的名称:粤军、桂军。

清朝灭亡后九位封疆大吏结局是什么

1、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委任赵尔巽为奉天都督，但赵尔巽不愿意干，愤然辞职，回青岛蛰居养老，后受袁世凯力邀于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1925年段祺瑞执政期间，任善后会议议长、临时参议院议长。1927年清史稿完稿后病逝。

2.直隶总督张镇芳

最后一位直隶总督，上任仅仅十天清廷即灭亡。但其是袁世凯死党，民国成立后，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调回北京。次年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与朱启钤等同被列为“七凶”。袁死后又参与张勋复辟，任内阁议政大臣、度支部尚书，复辟失败后被捕。1918年获释，转入商海，在天津任盐业银行董事、董事长。

3.两江总督张勋

提起张勋大家都能想起那个有“辫子军”之称的辫帅。武昌起义时，张勋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积极镇压革命军，后来虽然民国成立，但是张勋一直有个复辟的梦想，他不让部下剪掉辫子，因此被称为辫子军。1917年，张勋趁着段祺瑞和黎元洪之争，帅辫子军北上，扶植溥仪复辟。没过几天，被段祺瑞打败，复辟闹剧结束。1923年9月12日，张勋因病在天津逝世，终年69岁。

4.闽浙总督松寿

松寿是九大总督中唯一以身殉国的一位。松寿是满洲正白旗人，也是一步步的从按察使、布政使，再到巡抚，最后升到了总督。只可惜他上任闽浙总督时，清朝已经走到了末路。武昌起义爆发后，福建的新军也发动了起义，1911年11月8日，福建谘议局议员劝告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但是松寿顽固不化，组织旗兵拼死抵抗，最后吞金自杀，可以说松寿是九位总督中最忠于大清的。

5.湖广总督段祺瑞

段祺瑞大家都比较熟悉，有名的“北洋三杰”之一，一开始是袁世凯的心腹小弟，清朝被推翻，段祺瑞立功不小。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是不支持的，后来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主政过北京。曾四任总理，四任陆军总长，一任参谋总长，一任国家元首。晚年日本人邀请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段祺瑞义正言辞的拒绝。1936年，病逝上海。

6.两广总督张鸣岐

张鸣岐，臭名昭著，曾经镇压过广州黄花岗起义，杀害革命党人林觉民。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州也是响应了起义，张鸣岐还被大家推举为都督，可是他害怕革命党人清算他的罪行，吓得逃到日本。袁世凯执政后，张鸣岐回来当过民国的官员，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抗日战争时期，做了“汉奸”，1945年在人民的讨伐声中去世。

7.陕甘总督长庚

长庚，满洲正黄旗人，当过驻藏大臣和伊犁将军。宣统元年，长庚迁任陕甘总督。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西安也爆发了起义。前陕甘总督升允奉命督办军务，和长庚一起镇压。逊清帝退位后，长庚心灰意冷，把总督印交给布政使赵惟熙离去，1914年去世。

8.四川总督赵尔丰

1911年赵尔丰接替哥哥赵尔巽出任四川总督，当时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一开始赵尔丰还同情保路运动的人们，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是朝廷没有同意赵尔丰的意见，反而让他镇压民众，赵尔丰没有办法，只有镇压，可是川军都不愿意镇压。朝廷只有派湖北新军平叛，最后导致武昌兵力空虚，发生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后，四川成立军政府，赵尔丰被新军尹昌衡诱骗主动交出军权后于被抓捕处决。

9.云贵总督李经羲

李经羲是李鸿章的侄子，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广西巡抚、云南巡抚。1909年2月，升任云贵总督。李经羲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当年曾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立主要办讲武堂。

1911年10月，云南新军在昆明发动起义，起义军推荐蔡锷为总指挥。李经羲是末代云贵总督，可蔡锷等人一再叮嘱官兵，“如攻督署时，务留意保护李督及其眷属。”不久李经羲被抓获，蔡锷派人将他送到法国驻昆领事馆躲避。李经羲后来也接受袁世凯邀请出山，还担任了7天国务总理。1925年9月18日，李经羲在上海病逝，终年65岁。

为什么「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会变成汉奸

前些年还有些许为汪精卫洗白的言论，这几年来几乎已经形成一面倒的态度，但是我想说的是，汪精卫最终叛变革命，投敌叛国，实际上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现在的我们不应该一味的去谩骂，而是更多的去分析，汪精卫为何会走上这条不光彩的路。

要知道，汪精卫早先曾是反清革命斗士，是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也是多少革命党人的革命偶像。他的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曾激励不少革命党人奋勇直前，然而这样的人，最后却走上了背叛革命，投敌卖国的道路，实在是让人心痛。

汪精卫是晚清少有的知识分子，1902年在广州府试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又是清王朝早期到日本学习东洋文化的年轻人，完全是学贯中西，是当时中国最根正苗红的储备人才。

在孙中山组建同盟会的时候，汪精卫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左膀右臂，尤其是在与当时改良派的论战中，更是以笔为枪，将很多改良派的老顽固抨击得捶胸顿足，引发极大的革命思潮。

当时看好汪精卫的人很多，由于年轻又长得帅，在南洋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时，直接迷倒了南洋富商千金陈璧君，让陈璧君欲罢不能，差点把家底卖了拿出来支援汪精卫去革命。

汪精卫在孙中山的带领下，组织了很多起革命活动，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当时就有改良派抨击革命党是拿青年人的鲜血做无谓的牺牲，并且讽刺孙中山、汪精卫之流是“远距离革命军”，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革命活动在多次失败后，也一度陷入低谷，很多革命派的骨干人员对革命前途也不抱有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亲自下场，用实际行动打破这些谣言。

汪精卫当时也是年轻，做事情喜欢走极端，他认为要做就做一票大的，直接暗杀清廷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也就是摄政王载沣。虽然说汪精卫的勇气是可嘉的，行为也是极端的，但是毕竟还是年轻，没有暗杀经验，出师未捷就被清廷给抓个正着。

汪精卫被抓后，本以为难逃一死，因此在狱中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汪精卫的诗被人带出后，全国革命党人得知了汪精卫的事迹，争相传诵这首诗，汪精卫也成为全国革命的偶像人物。

如果汪精卫此时被清廷处决，他身后的名声应该不输于宋教仁。

幸运的是，当时清廷为了拉拢革命党人，缓和与革命派的矛盾，并没有杀掉汪精卫，反而在武昌起义后不久，作为政治筹码将汪精卫放了出来。

但是不幸的是，汪精卫的心态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前年轻气盛的革命豪杰，转变成一个患得患失的政治投机分子。

对于自己为何会死里逃生，按照汪精卫自己的解释，不是革命活动取得的成绩，反而是清廷高官的不杀之恩，他曾经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这个肃亲王是一个多么大的政治家呢？肃亲王善耆大家可能感觉陌生，但是大汉奸川岛芳子大家应该都是十分了解的，善耆就是川岛芳子的父亲，在清朝灭亡后，善耆将川岛芳子送到日本培养，希望能够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帮助清朝复国。

可以说，善耆的思想肯定是对汪精卫最后走向叛国投敌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从这里也能够看出汪精卫的内心思想并不强大，对革命也丧失热情。

武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出狱，却并没有积极投身革命，而是呼吁双方停战，并且代表清廷参与南北和谈，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在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之后，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汪精卫也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其中。

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去世后，汪精卫才重新回归革命队伍。

可以说，二十多年后，汪精卫做了汉奸，主要还是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患上了失败主义的悲观病，对事物的发展，丧失了那种革命之初的锐气。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认为面对强大的日本，中国必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妥协。抗战悲观论在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中流行甚广，荼毒甚深，汪精卫从本质上来说，也算一个知识分子，当时有人评价汪精卫“书生难成大事”，也正是因为这样。

相比于做事的恒心与耐力，汪精卫完全不如国民党的后起之秀，蒋介石。

如果汪精卫在出狱之后，能够一贯保持革命排头兵的姿态，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绝对仅次于孙中山。

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实在是有些辜负革命党人的期望，仗着早先的资历，以及孙中山的器重，汪精卫才得以成为国民党内的三巨头，与胡汉民、廖仲恺分庭抗礼。尤其1925年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只有汪精卫在身边，让汪精卫能够以继承孙中山先生衣钵的身份在党内竞争。

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不久竟然被政治军人蒋介石给取代，汪精卫不得不出走法国。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竞争，颇有一些“既生汪，何生蒋”的意味，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两人虽有合作，但是大多以斗争为主线路，但是在斗争中，汪精卫始终处于蒋介石的打压之下，最后叛变也实属是因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被边缘化。

当然，汪精卫能够走出一条这样上面华丽，后面悲壮的路线，主要原因还是娶妻不贤造成的。

前面说南洋富商千金陈璧君，对汪精卫穷追猛打，本来一直没有成功，可汪精卫暗杀载沣被俘之后，身体被清廷俘获了，芳心却被陈璧君俘获了，在狱中的汪精卫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很颓废，是陈璧君在一旁打气，并且设法营救，最终感动了汪精卫。

但是陈璧君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汪精卫出狱后，事事都要听从陈璧君的安排，汪精卫的惧内成为当时官场的笑话。

针对这一点，汪精卫解释说，“陈璧君不但是我的妻子，而且是老同盟会员，许多事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

他们的朋友陈公博就曾评价过二人的关系“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致败事”。

在最后汪精卫叛变的心理变化上，陈璧君是起了不少作用的，陈璧君一介女流之辈，为追帅哥而参加革命，缺乏大局观，虽然刚强，却用错了地方。

所以，汪精卫投敌，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缺乏一颗强大的内心，容易被人牵着走。

有没有哪个历史人物历史地位很高(或贡献很大)，却很少人知道呢

提起张奚若，相信大家十有八九都不熟悉，但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相信中国人、全世界都知道，而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的，就是张奚若。

张奚若，1889年出生，字熙若，自号耘，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人。他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1913年就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早年参加同盟会，积极支持辛亥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黄兴都很熟悉。

张奚若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他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他操写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奚若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他关心国运、痛恨腐败、独裁。他是国民党的参政议员，也是蒋介石最怕起立质询的四个议员之一。一次国民党召开议政会议，张奚若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观点鲜明，语言犀利，言辞激烈，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

张奚若一生最骄傲、最自豪、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那是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国家名称时，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张奚若提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他解释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经过会议讨论一致通过了他的提议，仅这一点就足以永载史册。

张奚若是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清毕大学校务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