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完全是后人的总结，在当时，嵇康、阮籍等这七个人是不知道他们这个小团体有此雅号的。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曹魏正始年间常常一块聚会活动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

晋代魏后，受政治原因“竹林七贤”分崩离析：嵇康（曹家的女婿）被杀；王戎（琅琊王氏）、山涛（与司马氏是表亲）投靠司马朝廷；迫于压力，向秀入仕，佯狂避世的阮籍也为了保命向司马昭递交了一份《劝进表》，成为他一生之耻；阮咸不为司马氏重用；刘伶纵酒避世。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称为“竹林七贤”的，是西晋左将军阴澹。他在《魏纪》中写道：“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由于西晋是一个短命王朝，政治环境险恶，二代而乱，又经逢“八王之乱”“永嘉之祸”，竟至亡国衣冠南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无不都疲于奔命、颠沛流离。因此，“竹林七贤”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到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竹林七贤”名声和事迹才广为流行，人们对七贤的潇洒人生充满了仰慕和崇敬。

东晋史家孙盛《魏氏春秋》云:”(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东晋著名隐士戴逵专门写了一部《竹林七贤论》，依据事实有褒有贬，指出竹林之放达是“有疾而颦”。

东晋文学家袁宏著有《竹林名士传》三卷，对嵇康、阮籍等七人的事迹，进行了记述。

南朝刘宋年间，临川王刘义庆编写《世说新语》，搜集整理了前人所撰关于“竹林七贤”的大量轶事，并对“竹林七贤”，作了进一步的确认和界定：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世说新语》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 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容止、伤逝、栖逸、贤媛、术解、任诞、简傲、排调、俭啬、纰漏、惑溺”多个章节，记载了名士们的诸多脍炙人口的事迹，历来是研究“竹林七贤”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