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我很尊敬的朋友说过一句话，他愿意向韩国电影下跪。

这是一个很重的说法。因为按照他的个性，他应该不大愿意跪谁。

之前我对韩国电影所知有限。仅读过当过韩国文化部长的李沧东先生所写的《烧纸》，当时对其中的现实描述震撼过。可电影这块，我原本以为韩国只拍浪漫片和肥皂剧，直到最近刚刚看了《首尔之春》，里面的叙事的质感，以及韩国人的敢拍，让我激动不已，于是理解了那位朋友的说法。

后来也找来《首尔之春》前面的故事，《南山的部长们》，也是好的不像话。

《首尔之春》讲述了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如何利用利用心腹军官组成的“一心会”从一个将军通过兵变上位为总统的故事。

从电影的叙事来看，这部电影非常的灰暗，没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好人”备受凌辱，反而全斗焕这个流氓式的“恶人”，却通过一点点向身边的人威逼利诱，运用各种手段，夺下了首尔。

我印象特深的是，全斗焕在上厕所的时候，无意间向自己的手下吐露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类是一种需要强者来命令和管理的动物，没有鞭子，人类就会无所适从（大意是这样）。

最终，全斗焕带领他的部下，绑架了参谋总长，威胁总统签字，为了夺权，干尽坏事，最终竟然还胜利了。

全斗焕身上有曹操、希特勒等人都具备的乱世枭雄的特质，他极擅长运用漂亮的语言技巧来驯服别人，让别人替他卖命。

但是，难道韩国当时的军中就没有人知道全斗焕的真实面目吗，那些将军、士兵，为了什么还要为了一个恶人来卖命呢，难道他们不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吗？

我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是明白屈从全斗焕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还是做了，一部分是因为全斗焕许诺的好处以及暗示的恐惧，另一部分，我想是因为他们太有责任感了，也就是他们实践了平庸之恶。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战期间的纳粹高管，主要的工作是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二战结束之后，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汉娜·阿伦特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

而恰恰是无数个阿道夫·艾希曼，让希特勒的恐怖得到了成千上万倍的放大，让无数的人，惨遭纳粹的毒手。

艾希曼很可能是个好的军人，好的下属，好的员工，但是由于他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螺丝钉，而不去凡思自己所在体系的问题时，就会变成为虎作伥的一部分。

所以，对于一个体制的健康发展来说，独立思考的意义要远大于尽职尽责，否则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平庸之恶”的问题。

比如哈马斯的那些成员，他们其实也都是被哈马斯首领们利用的普通人，他们甚至就是一些平民，但由于他们缺乏对于哈马斯组织滥杀行为的判断，所以也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全斗焕下台后被韩国法院以军事叛乱等罪名判处死刑，虽然后来又得到了特赦，但是晚年过得十分凄惨，时常流连于各个法院系统的追责。

但是，当年那些跟在全斗焕后面的将军、士兵们呢，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也是平庸之恶的危险之处，它时刻潜伏在人类的基因里面，等待全斗焕这样的人去唤醒。

但是，倘若人群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独立思考，就能够制衡这种“平庸之恶”。所谓文明，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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