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见”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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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开年，根据作家金宇澄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也成为现象级精品，生动讴歌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引发海峡两岸暨香港地区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

文艺创新的“繁花”如何持续盛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特邀请专家学者撰文，从《繁花》在文学改编、叙事结构、典型塑造、视听艺术、美学风格、价值表达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创新之处谈起，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电视剧高质量创新发展，以发挥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本期“艺见”特刊发五篇文章，以飨读者。

△电视剧《繁花》预告片

他如何让“不响”响起来

毛时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处女作《繁花》经历了10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漫长等待，终于在2023年末“千呼万唤始出来”。播映不久就引起了始料未及的轰动效应，街头巷尾热议纷纷，成为跨年度的现象级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金宇澄的同名小说。2013年小说《繁花》刚一出版，金宇澄就送给我一本，当时我非常认真地读完了，并与作家对话于长宁图书馆举办的《繁花》分享会。金宇澄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一直是非常有语言特点的。就此小说来说，我认为它基本上是沪语思维——用上海人的思维方式，用上海人看生活和社会的眼光，在文字上用“沪普”写作，严格来讲，《繁花》并不是纯正的上海方言小说。文中多次出现的“不响”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因为上海人一般会用“勿响”。所以金宇澄一开始就讲明，希望北方读者不要因为语言隔阂而产生阅读的障碍。因此，他规避了许多上海方言语汇，譬如最常用的第二人称的“伊”。最重要的是，金宇澄对于语言的节奏感把握得很好，他吸收了很多评弹、评话的说表艺术。有了这样一些语言节奏和语言方式，《繁花》的文字读起来特别有韵味。它的被改编是必然的。

文学原著的改编有两种。一种是忠实型改编。如话剧《繁花》。其改编忠实于原作风格，保留原著人物关系和情节走向，犹如足球防守中人盯人形影不离的贴身紧逼，呈现出一种与原著轴对称的美感。另一种是创造型改编。这是一种充满挑战和不可预知风险的艺术投资。作为驰骋世界影坛的一代名导，王家卫显然不甘于亦步亦趋的被动改编。难得的是，剧集的改编是作家与导演的“共谋”。作家说，原著交给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也是剧集《繁花》创作的一段关于艺术家彼此默契信任的佳话。

△电视剧《繁华》剧照

现在的剧集《繁花》和原著小说是平行世界，是彼此呼应的复调，而不是你唱我和的和声，是一种从王家卫《花样年华》出发的解读。那种陈逸飞油画般精致的画面，光影色彩的华丽对比，一反小说白描的市井画风格。第一集开始不久，西装笔挺、器宇轩昂的由胡歌出演的阿宝，在爷叔的点拨下，出现在灯光幽暗暧昧的和平饭店套房，就带着鲜明的王家卫记号。那些读者熟悉的人物、故事全然“陌生化”，令小说《繁花》的荧屏呈现产生了剧集带给观众的独有的惊讶与喜悦。

几乎所有沉浸于小说《繁花》的读者，都会被书中1000多个“不响”迷得神魂颠倒。“不响”使小说像个神秘客：来自上海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平头百姓，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约而同做着“闷声不响发大财”的上海梦、中国梦，也让小说作为语言艺术，用充满想象的语言揭示出人物心理的巨大能量。但剧集不是当年游本昌演的“哑剧”，而且小说无处不在的“不响”赋能导演，给了他填满“不响”空白的灵感和自由发挥的空间，站在时代的大潮中大开大合地完成《繁花》“不响”的填充题。

从小说的不响到剧集的不得不响，剧集《繁花》犹如黄钟大吕地“响”了起来。

剧集响在时代的加持。小说中的时代是藏而不露的潜流，不显山不显水地浸泡着生活和人物。剧集中的时代则按捺不住地急切地破门而出。认购证、股票、股市开锣，黄河路美食街上的霓虹闪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开始经济腾飞的画面让人血脉偾张。王家卫导演表示：“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的十年，变成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加持。”为了“响”起来，王家卫先做减法，把小说中阿宝、沪生、小毛的三驾马车，变成了阿宝的独角戏，减掉了许多童年交往的故事，把时间线集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然后做加法，让阿宝轰轰烈烈地“响”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最早开启了中国梦的序幕，从股票认购证到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及之后的房地产开发，直至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所以阿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九十年代上海人重新唤起梦想的一个符码和代表，而上海就是阿宝整个人生发展的大平台。

历尽人间沧桑老谋深算的爷叔，以“教父”的身份空降到阿宝的生活中，他点铁成金，让阿宝举债借钱住进和平饭店自己当年享用过辉煌的豪华套房，带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上海版味道。老爷叔的出现，使阿宝的故事有了历史的纵深感，勾连着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人。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有着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前世今生。精心选择的黄河路美食街聚集了来上海的三教九流，进贤路貌不惊人的夜东京餐馆集中了上海市井世态人情。时代加持的涟漪在这里泛起。电视剧《繁花》以王家卫的艺术叙事方式和精致讲究的电影拍摄手法，展现了一个风起云涌、极具质感的真实时代，同时又细针密线地勾勒了阿宝和他同时代人在时代大潮裹挟中命运的跌宕起伏。在阿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性成长和发育的过程”。电视剧没有向观众讲述阿宝、沪生和小毛在小时候和年轻时的故事，但是电视剧也有和小说相对应的大结局，宝总最后退出股票市场，离开和平饭店。我们可以预见，宝总重新站在阿宝的起点上，开始谋划人生和事业新的长征、新的奔跑和新的起飞。

△电视剧《繁华》剧照

剧集《繁花》还“响”在集中了一批影视界最活跃的上海儿女。从文字到声音，胡歌、马伊琍、唐嫣、陈龙、游本昌……叽叽喳喳，打开沪语版，荧屏响彻了上海声音，也让这群上海演员痛痛快快在表演中过足了讲上海话的瘾。讲上海话，让他们演起来生龙活虎，几乎以生活本色演活了自己承担的角色。从马伊琍这个夜东京老板娘的眉飞色舞间就可以感受到，她是多么享受角色给予的审美快感！

当然，剧集《繁花》并不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摹本和复刻。全剧洋溢着一股温暖的现实主义温情。被撞的阿宝明知肇事者是谁，却装作不知。电视剧开始不久的这一桥段，预示了上海底层市民在时代大潮中相濡以沫、担当而宽容。同样，阿宝有难，玲子也挺身而出。诚如大家所言，旧人换了新人，老街多了新楼，上海的生活更替有序，人心却越磨越软，这就是上海人的善与美。

电视剧《繁花》也留给我们许多创作思考。第一，给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注入了一股精气神，强化了让人振奋的文化符号。2024年，我们期待从昨天的崛起汲取精神的动力。第二，电视剧《繁花》以其飓风般的边际效应，给上海经济注入了一股来自文化的新活力。第三，《繁花》在中国的南北观众当中形成了热议，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可以断言，在海外的华人观众当中，《繁花》也会掀起波澜。一部作品最怕的是没有任何反响，推出之后既没有肯定，也没有批评。第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繁花》已经溢出了文艺界和文化界，派生出了全社会关注的诸多热点，跟着《繁花》看石库门、游黄河路、解读上海话，吃宝总泡饭、排骨年糕，领悟爷叔的人生说教……这是很难得的。我们需要《繁花》，并期待《繁花》过后的满树繁花似锦。

《繁花》：王家卫做派

与“上海本帮菜”

饶曙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电视剧《繁花》根据沪上知名作家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香港知名电影导演王家卫执导，秦雯编剧，游本昌、胡歌、马伊琍、唐嫣、郑恺等一众沪上知名演员加盟出演。剧集制作精良，整体成色极具电影感，亦高度风格化，沪语版更是满腹上海腔调。剧集一方面讲述20世纪90年代改革浪潮中的奋进个体（核心人物是一个男人阿宝和四个女人雪芝、玲子、汪小姐、李李）的情感史、记忆史、心灵史，另一方面亦在讲述上海这座“改革先锋”城市与时代共进的变迁史。正如金宇澄所说，原著交给导演，它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期待。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据媒体报道，早在2013年，王家卫就买下了小说《繁花》的影视化改编版权，2017年开始搜集资料筹备拍摄，2020年开拍，然后耗费三年时间拍摄及制作完成，于2023年底上线。拍摄及制作周期耗时之长，实为罕见。为了能够更好地还原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剧集的出品方之一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收购了上海吴浦影视基地，并在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一比一搭建复刻90年代上海黄河路、进贤路的实景，并在外滩、和平饭店、锦江饭店、花园饭店、张园等地进行实景拍摄，耗费之大，令人咋舌。除此之外，在前期筹备阶段，王家卫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上海，大到城市建筑，小到老旧物件，深入挖掘海派文化，为还原一个真实可感的90年代上海做足了前期准备。据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王家卫为了取一个石库门建筑的场景，反复甄选了上百张照片；为还原黄河路的繁华景观，专门聘请工艺师制作90年代的霓虹灯和商业招牌，移植法国梧桐，搜寻旧瓦片和电线杆，上影集团为这部剧集准备了3000多件道具和5000平方米的大型摄影棚。这些硬件基础不仅为剧集《繁花》打造出了“繁华上海”，而且赋予剧集强烈的历史真实感。更为反常规的是，在多机位拍摄已经成为当前电视剧拍摄的主流时，王家卫却采用单机位拍摄，目的只为实现对镜头语言和演员表演的自由控制。这种一反常规的拍摄方法不仅需要导演前期精细的镜头设计，而且对演员的表演和现场的摄影、照明、录音都提出了超出常规的挑战。演员胡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谈道，王家卫从拍摄到制作、从剧本到表演、从配乐到色彩等各项细节，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不计成本长时间打磨，三年磨一剑，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及其反常规的电视剧制作方法，为剧集《繁花》带来了电影般的质感，也为更广阔意义上的高品质国剧创作树立了宝贵的行业标杆。正如王家卫在《王家卫访谈录》中所说“拍电影犹如制造超级市场内的商品，可有不同的种类，也可有不同的制造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家卫做派”是不可复制的，期盼《繁花》之后满眼“繁华”也是不现实的。

风格化与历史真实

作为一位出生于上海的香港知名电影导演，王家卫跨界、跨地域执导一部讲述上海故事的电视剧《繁花》，使得电视剧《繁花》充满了耐人寻味的身份意味和风格意味。在身份意味上，电视剧《繁花》是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这一“他者”讲述上海故事的“他者叙事”，这决定了剧中上海呈现注定是作为“他者叙事”中的想象性建构而出现的“上海想象”。这种想象性建构又因王家卫的个人风格而使该剧在风格意味上高度“王家卫化”，亦即高度风格化，使人在观剧时不自觉地联想到王家卫的电影如《花样年华》《重庆森林》，一样的高饱和度色彩、引人入胜、拨动人心。

从形式上看，电视剧《繁花》在视听语言的制作及呈现上极其考究、华美、怀旧，聘请了《卧虎藏龙》摄影师、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获得者鲍德熹担任视觉总监，《妖猫传》美术指导、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奖获得者屠楠担任美术总监，在“服、化、道、摄、录、美”上精湛绝伦，呈现出了电影般的质感。在视觉上，剧集通过高饱和度的色彩变化、复古怀旧的滤镜调色，大到城市建筑，小到衣食住行，极尽所能地还原上海景观、营造上海风情，呈现出了一个风情万种的上海城市空间。与此同时，转场字幕金色灵动、纪录影像适时穿插、个体记忆闪回剪辑，风格化至极。在听觉上，胡歌饰演的阿宝以第一人称全程旁白讲述，打破了电视剧惯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点，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还有57首流行歌曲重复使用、“商战悬疑”式配乐扣人心弦，节奏化至极。王家卫精心打造了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怀旧风潮，成功整合了一种全球性流行文化中的爱恋和认同，将观众带入20世纪90年代上海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关于改革开放，关于股市商业，关于食物，亦关于饮食男女的情感、记忆、心灵，更关于历史的想象与复现，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肌理与城市精神，具有广阔的时代性和历史真实性。当然，正如有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情感压过真实，想象大于历史。

时代变迁中的奋进个体

穿过繁华的城市表象景观，剧集的核心乃是在时代变迁中讲述奋进个体的情感史、记忆史、心灵史，以及上海这座改革先锋城市与时代共进的变迁史。在此意义上，“个体命运的齿轮在大时代下如何被裹挟着转动”是电视剧《繁花》的核心价值取向。尽管这些个体的命运轨迹被艺术地加工甚至被传奇化，但仍不影响爷叔、阿宝等成为剧集的精神载体和精神养分所在。在剧集繁华的表象景观背后真正感染人的正是这一个个性格鲜明、富有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敢爱敢恨、敢闯敢拼、迎难而上的时代精神与上海这座城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共同升华了电视剧《繁花》的精神向度。剧集中的两个餐馆，一个是马伊琍饰演的玲子的“夜东京”，一个是辛芷蕾饰演的李李的“至真园”，既象征着两种“味道”，也象征着城市空间的两面，甚至隐喻着两个阶层。位于进贤路“夜东京”的“汤泡饭”搭配各式上海小酱菜是宝总吃起来最舒服的饭，就好比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喜欢吃排骨年糕；“夜东京”老板娘玲子周围是上海弄堂里的各类市民菱红、葛老师、陶陶等，吃的是家常便饭，叙的是朋友之情，他们代表了上海弄堂里的普通老百姓，为整部剧注入了宝贵的“日常生活叙事”及市井烟火气息，这是上海城市空间的一面。而位于黄河路“至真园”的港式招牌粤菜“仙鹤神针”“火焰大王蛇”“船王炒饭”则是各大商业老板洽谈生意时的“下酒菜”，这些饭菜是“山珍海味”，“至真园”老板娘李李周围是上海商界老板范总、魏总等，包括穿梭在“夜东京”与“至真园”之间的宝总，他们在这里吃的不是“饭”，而是商场如战场的人情世故与利益往来。正如李李所说，来“至真园”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交换商业信息。这些商业老板代表了上海商业社会网络中“上流”人士的“利益切磋”与“商业智慧”，是整部剧关于上海的“商战叙事”“经济叙事”“时代叙事”，这是上海城市空间的另一面。以地理空间、食物、人物、事物的对比构筑起上海城市空间的两面，电视剧《繁花》在繁花似锦的城市景观之下并没有架空“上海人”的“多面生活”，反而在有效的空间区隔中借助演员“神仙打架”式的动情演绎，给观众呈上了一道集“家常便饭”与“山珍海味”于一体、极具“上海风味”的“本帮菜肴”，值得观众一品再品、细细品尝。

时代突飞猛进，历史滚滚向前，生命总会不期而遇，生活总会如期上演。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江湖之内亦有儿女情长；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有人，“繁花”总会再现。《繁花》于中国电视剧而言既是一次地域实验，也是一次美学实验，更是一次心灵实验。剧集的最后，阿宝从上海去了香港，这种空间流动再次映射出王家卫的“沪—港”城市情结。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变化的是形式，而不变的则是能够在形式之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和情感慰藉。如何像电视剧《繁花》中的阿宝一样不负时代、不负心灵、不负观众，未来国剧创作尤其是创新之路任重道远。

表演如何不同凡响

厉震林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上海戏剧学院二级教授

电影学院院长

因为是王家卫作品，《繁花》注定不同凡响。从表演领域分析，它的不同凡响又有一些特殊的含义。最初几集，在舆论上经历了一些风波。有的观点认为，演员的表演用力过猛了，一是动作，有端着以及耍酷的倾向，有些浮夸和做作，还不太沉稳和端庄；二是声音，吵叫声多了些，扎堆在一起说话，似乎在刻意表现上海人的“腔调”；三是角色和台词如何融为一体，还需要强化。总而言之，《繁花》的动作和声音太“响”了。

大导演的作品，蒙此诟病，似乎出乎意料之外，但细想一下，也是情理之中。需要关注的是，《繁花》乃是王家卫的转型之作。他从一个以营造影像美学为能事，并将之推向了世界顶级水准的电影导演，转身为以叙事美学为本体的电视剧导演，需要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他也深谙电视剧的美学特点，故而大大强化“戏剧性”，开头就设置了一场车祸并推出神秘的“老法师”爷叔，“出事体了”几乎成为全剧的口头禅，演员在规定情境中跑进跑出，忙忙碌碌，语速又快，容易让人产生表演夸张的印象。这也说明在影像美学与叙事美学之间，成熟和高明如王家卫者，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此外，王家卫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毕竟少年就移居香港了，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有多少了解，也容易受人怀疑。一个说法是，上海导演拍摄上海容易实，香港导演拍摄上海容易炫，想象的成分比较多，反而容易接近观众的期待。《繁花》也可作如此观，王家卫的“双城审美”中，小屏幕有着大银幕的震撼，迷离的灯光和复古的滤镜恰到好处地搭配，让上海的观众觉得有点浮华，给外地的观众增加了几分遥望。

△电视剧《繁花》剧照

对于演员来说，参演《繁花》如同上了一个王家卫的艺人培训班。他指导表演的方法，在电影界一直独树一帜。演员与他合作，需要调整自己的工作习惯。在《繁花》拍摄中，他让演员反复演几十遍，又不作出好坏评判，他是要从中抓取演员最佳的状态。演员在没有评判的傍依中，表演往往较为使劲。王家卫有时不给演员完整的剧本，只给其中几页，演员很难对角色吃深吃透，将表演进行整体分配以形成它的路线图，角色的情绪变化难以入深入细，产生跌宕起伏的绵延过程。长跨三年的拍摄周期，时断时续，对于演员的情绪记忆尤其是身体记忆以及下意识记忆颇有挑战，局部也许非常精彩，整体效果未必圆润。

随着播出集数增加，如此的风波逐渐消散了，说明导演、演员和观众在磨合中产生了一种契合关系，导演逐渐把握了影像美学与叙事美学之间的关系，观众则适应了导演由转型而带来的“混搭”现象。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开头部分均为背景介绍和角色亮相，演员的入戏和观众的代入感需要一个移情的过程，这多少会让观众觉得演员有表演的痕迹。《繁花》播到中间以后，表演的节奏徐缓了，《繁花》的动作和声音“不响”了，它与前面的“响”，形成了对比的关系。蓦然回首，前面的“响”，几乎每一句话都非多余的，每一个镜头均是恰到好处的。故事完全展开后，“响”的用意被慢慢理解了，原来那些“响”的表演，如此准确入味，甚至每一个“响”都需要细细体味，让人产生留恋的感觉。

从“响”到“不响”，表演不断展示了它的力量。每一个演员，其表演犹如神奇的宝盒，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首先，剧中表演的角色形象，是生活中常见而屏幕上不常见的，演员没有模仿现存的艺术形象，而是到生活中去发现、寻找与角色接近的形象素材，不断地“靠近”打磨，终成个性的形象。从阿宝到宝总，从新贵到落寞，胡歌演出了一个全新的青年商人形象，他的自信、野心以及处事圆滑，以肢体语言和眼神传神地表现了他的内心变化以及人格的复杂性；游本昌饰演的爷叔，犹如“出土文物”，一亮相即“惊艳”，其装束、发型、身姿、步态以及气质，着实一个精通商道的“老江湖”，是未曾见过的屏幕形象；董勇饰演的范总，整天手上夹着一个公文包，一口柔润的“浙普”，看到人就笑，有独特的处事规则，如此在上海滩闯荡的乡镇企业家，也是稀有的形象；唐嫣饰演的汪小姐、马伊琍饰演的玲子、辛芷蕾饰演的李李，可分为左、中、右三种性格，唐嫣是大家闺秀型的，装束中规中矩，马伊琍是小家碧玉型的，有点刻薄却也不令人生厌，辛芷蕾是大女主型的，风情万种，做事利落，三个演员的表演，均有原创的意义。

△电视机《繁花》剧照

其次，《繁花》的表演，可谓是“中生代”演员飙戏，演员使出浑身解数以及绝招，随便拎出一个角色，其表演都是精彩绝伦的。王家卫的“精品意识”不会容忍演员任何一点表演上的“跑冒滴漏”，全员全程“王氏”标准。以配角而论，陈龙饰演的陶陶，范湉湉饰演的卢美琳，黄龄饰演的金凤凰老板娘，papi酱饰演的菱红，均是生龙活现，味道俨然，就连“小卖部”的景秀阿哥，也给人以很深的印象。《繁花》的演员以集体的力量，塑造了黄河路的社会以及大时代的风云。

再次，表演具备了一种哲学意味，从形而下到形而上，表演可品味的，达到了一种人生况味的层阶。辛芷蕾的眼神中总是透露出一丝戏谑，胡歌则表现出一种“迷离”的眼神，最后从和平饭店走出，回首诡秘地一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包含了一种人生的态度。全剧以胡歌的旁白串连，旁白与台词涉及的“天花板”与“摔地板”经历，“上下曼哈顿帝国大厦时间”，“走出和平饭店”等相关内容，赋能表演产生一种历史和哲学的意味。

我总是觉得，《繁花》很像话剧《茶馆》和电视剧《上海滩》的结合体，三教九流聚集于黄河路，写尽人间聚散以及时代变幻。三年打磨一部电视剧，也许只能王家卫可为，不具备复制性以及推广性，但是，秉承“慢工出细活”原则，像拍电影一样拍电视剧，如此敬重与执着艺术，是需要传扬的；对于现实题材的关注，并非仅仅表现几个主要人物的奋斗史，而是以大量的细节，包括表演、事件和空间，去雕刻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充满一种诚意，先感动自己，再去感动观众，也是文艺创作所需要遵循的；表演不浮于叙事，而是进入了哲学意味，体现一种价值观，如同胡歌的旁白称道的：“从阿宝到宝总，从进来到离开和平饭店，七年，我完成了所有承诺。”这是时代的承诺，它使前面所有的表演都具有了穿透力，显得丰富而深刻，故而才有“过去无所不在，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盛开”，这是表演的至高境界。

大时代的馈赠，美若“繁花”

杨俊蕾

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年热播剧《繁花》由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来，在央视电视剧频道和腾讯视频同步开播后，与剧作相关的热搜指数迅速攀升。从视听表现的审美层面来看，一个以上海为地域背景的传奇故事因为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生动成为了荧屏上的观看焦点；而在更为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30集剧作中的时代记录、物像呈现和历史重大事件的影像回望，恰恰与当前社会踔厉奋发的进取精神互为应和，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们直面现实，投入实干，真正实现内心深处的未来梦想。

从“不响”到“鲜亮”，跨媒介改编的核心面向是大众艺术

以往常见的现象是，由文学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上映后，原著读者与新作观众各执一词，前者振振有词地维护阅读体验，指责改编过度发挥、不忠于原作等。《繁花》剧集上映后，围绕改编进行的讨论却意外地一致。作家金宇澄和导演王家卫之间惺惺相惜、互相成全，确保编剧秦雯进行大刀阔斧的创造性改编。小说原著的个人史叙事只作为基本时空框架，私密化的自然主义白描和超现实想象一并删改。剧集以大众化审美为新的核心目标，加入激烈商战与情场多角恋的复杂线索，构成了高概念、强情节的影像叙事。再加上剧集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坚持行业高标准，遵照工业化流程，细致落实精品化制作的目标，最终呈现出的作品样貌既符合大众化审美，也保留了鲜明的导演个人风格。更难得的是，还获得了原著作者的大加赞赏。金宇澄在接受各路媒体采访时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剧集改编的积极肯定，认为全剧宛如一幅属于上海的“清明上河图”，播出后的效果“是不可估量的”，既会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们产生落泪的冲动，还可以吸引大量的年轻人对已经成为历史的那个年代萌发兴趣。

王家卫曾经认真数过《繁花》书中“不响”二字出现的次数，三十一个章节中共有一千多处“不响”！作为离沪赴港的历史迁徙者，他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创作者的态度”：“不响不代表沉默，它是一种留白。”然而思想上的深切理解并不能直接转换为画面，影视观众期待看到饱满的叙事，由真实感人的精彩表演得到审美满足和情感激动。因此，原作倾心描述的市井生活百态变成了高光照耀下的时代传奇。随着平淡人物沪生与小毛的彻底隐去，原作中并非主角的阿宝进阶成为面目鲜明、名声响亮的宝总，一举一动尽人皆知，他说过的、没说过的话瞬间传遍角角落落。

在犹如东方盖茨比的塑造中，剧集改编将本无情感瓜葛的玲子与汪小姐引入复杂的多角恋爱关系。一方面将原著中着墨不多的前者塑造为雪中送炭的红颜知己；另一方面将原著中几乎近于反面描述的汪小姐调转为全剧中的戏眼所在，先浓墨重彩地表现她帮助宝总白手起家，继而更加集中地表现她主动脱离依附关系，重新艰难而独立地创业。一句“我是我自己的码头”，在赢得事业第一桶金的同时，也绽放出女性自我价值的光彩。始终保持清冽冷感的宝总初恋、冰美人雪芝，代表盛年女性成熟风韵的酒店老板娘李李，女性角色或浓妆或本色，或默默少言或高声大气，在阿宝或宝总的不同身份与年龄阶段里轮流展示各有魅力的女性美。

△电视剧《繁花》剧照

大时代叙事与全景现实主义

剧集《繁花》成功地打造出女性角色的多样美感，同时将男主角面对多个情感对象的微妙差异，驾轻就熟地编织在错落分明的空间背景中。13路公交车、外滩27号、进贤路的小饭馆“夜东京”和黄河路上的大饭店“至真园”，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置身并锚定的处所。风格气质虽然不尽相同，外观容颜却都是精致出挑的，再加上细心调配的光影明暗和精妙的粤语流行歌配乐，让很多观众为了剧集中的情感叙事大呼过瘾，以为正在重温王家卫电影代表作《花样年华》的精彩。一部电视剧拍出了电影的质感，是《繁花》得到的共同称赞。然而，激发观众追剧热情的从来都不只是表面上流光溢彩的视像和怀旧金曲本身。真正让人感动甚至落下热泪的情节点，恰恰是往日的动听歌声再度响起在恰切的情景复现里。

作为一部大量包括现实主义叙事内容的作品，《繁花》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发展。有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作为影像原型，是《繁花》之美高于《花样年华》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大时代给予创作者的题材馈赠。

主人公阿宝在剧集中完成了三次变身。第一次是从上海弄堂里的小阿弟成长起来，由街道工厂的机械工人变作空壳公司的小开，靠爷叔教导的生意经成为商人，派头、噱头和花头，样样做得出；第二次是小开变老总，转投外贸行业，为江浙沪的乡镇企业产品进入上海乃至国际市场牵线搭桥；第三次是投入股市并涉足资本运作，经历了一轮完整的上市、挂牌、炒作与护盘的搏杀后，退回上海郊区的土地上，归隐田园的同时，重操种植类实业。

△电视剧《繁花》剧照

结合剧中的实际表现，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商战情节显然更为扎实，即便有稍显冗余的情感戏附加，以及不无过火的黄河路争斗场面时时穿插，也基本上能够达到相对合理和可信感人的程度。反而是剧情进入20集之后变得外强中干。被描述为反派人物的强慕杰登场，带着炒股初期的积怨，与宝总处处为敌。两人间的争斗在一定程度上有金融实战的成分，正如商家与资本，有时互相依存，有时又要竞争和反控制。剧作为表现这段金融战的神秘、悬疑和紧张感，特别调用了谍战式的拍摄方法和影像语言，有意强化剧情，进入高潮矛盾。可惜未能达成预期效果，低沉音乐烘托下的激烈争斗最终流于概念化的字幕补充。是什么导致了剧情发展到后来居然高开低走、难以为继？或许把欣赏剧作的眼光与现实主义的全景化艺术特征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看清答案。

《繁花》虽然是典型的上海作品，剧中的空间意义却远大于上海本地。上海作为中国商品扬帆出海的东方大港，与富有生产能力的湖西针织厂、诸暨加工厂相濡以沫，江浙沪携手探索轻工纺织业转型和计划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转轨道路。再加上 汪小姐南下开拓出的深圳代工模式，剧集《繁花》在上半部完成了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现实主义叙事，活力充沛，欣欣向荣。进入尾声的资本较量部分，由于缺少扎实的细节进行辅助叙事，关键转折又语焉不详，人物间的咬牙切齿反而难以让观众共情，再次印证出反映大时代背景的现实主义剧作更需要细节翔实、人设真实、矛盾据实以建的全景化叙事。

阿宝在告别爷叔的时候说：“我不是你最好的学生，但你肯定是我最好的老师。”这句总结用来思考剧集与时代的关系也是合适的。回望近期影视作品，剧集《繁花》不一定是最好的，却一定是最独特的。它的成功热播既传达出观众对于剧集精品化的期待，也预示着真正实现了作者风格与宏阔格局的现实主义作品一定不会被辜负。

《繁花》的影像制作融合了多部非虚构作品，基础庞大，原型大多有迹可循。不仅 有素材来自《上海赋》《野蛮生长》《股市中的悲欢离合》等，还从世界公认的经典纪录片中选取了大量图片和视频片段，比如佐田雅志的《长江》、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等。30集剧作完成首轮播映后，网络上涌现出海外报道的积极反馈，呼唤《繁花》继续发挥普通话和沪语版的长处，制作外文版，推向海外放映。因大时代的感召而盛放的“繁花”，正在把精彩的中国故事带向更广阔的天地。

《繁花》启示录：

从艺术孤峰到艺术高峰之路

张斌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第二届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电视剧《繁花》毫无疑问是一部现象级作品。有评论者甚至认为，《繁花》是一座艺术孤峰。孤峰者，卓然独立，一览众山小也，可谓另一种“孤篇横绝”的赞誉。但从电视剧艺术繁荣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既需要偶然挺立而出的“孤峰”，更需要多峰并峙的“高峰”。《繁花》的热播为我国电视剧艺术从孤峰走向高峰提供了一些启示性的参考。

▻启示之一：电视剧是叙事艺术。故事，是电视剧的根本。

《繁花》的成功，首先源于同名小说文本提供的丰厚故事基础。虽然电视剧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态，但中国电视剧从其开端《一口菜饼子》开始就和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大名著”改编的经典时期，还是网络文学IP改编热潮汹涌的当下，文学文本都给电视剧提供了最优质的故事来源。近年来很多获得观众高度关注的电视剧，也大都改编自小说，如《北平无战事》《琅琊榜》《人世间》《装台》《人生之路》等。因此，电视剧的高峰之路，要高度重视对经过时间淘洗和观众检验的优秀文学文本故事的改编转化。这是保障电视剧故事质量的“捷径”。

但，只有好的文学文本并不保证电视剧就一定能走向艺术高峰。对文学文本做出符合电视剧艺术规律的恰当改编，也是极为关键的环节。小说《繁花》的故事时代背景跨度大，故事人物众多、关系复杂，涉及国家发展的诸多关键历史节点，并且具有独特的叙事风格。为了适应电视剧的叙事规律，《繁花》删减了原作中复杂的人物关系、空间场景和历史信息，加以简化提纯，以1993年前后为核心时间点聚焦上海改革开放宏伟壮阔的历史，构造了和平饭店总统套房、黄河路至真园、进贤路夜东京等核心场景，以阿宝与玲子、汪小姐、李李为主要人物关系线，生成了阿宝成为宝总的商业励志传奇故事。这一剧烈改变让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也获得了作为大众艺术必要的通俗性，满足了电视剧叙事伦理的需要。

同时，当代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给予了电视剧创作无穷无尽、多姿多彩的生活基础，也为电视剧原创故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近年来，不同类型的电视剧原创故事不断脱颖而出，引发收视轰动效应。如《山海情》《觉醒年代》《功勋》《理想照耀中国》《漫长的季节》《狂飙》等。经典文学文本的创造性改编和优质原创故事的结合，方能奠定中国电视剧艺术高峰的坚实根基。

▻启示之二：电视剧是人的艺术。人物，是电视剧的核心。

但凡优秀的电视剧，其塑造的主要角色必定会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故事情节已经淡忘，但人物角色在心中还栩栩如生。因而，能否塑造出让观众经久难忘的艺术形象，是电视剧艺术走向高峰的必然要求。

电视剧中优秀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典型的，塑造典型则要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谓典型环境，即时代大语境和故事小语境。前者赋予剧中人物行动的历史逻辑。《繁花》为什么要以阿宝成为宝总为故事主线？因为90年代的上海提供了历史可能。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上海再次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给了务实开放、敢想敢干的上海人站立潮头的机遇。于是阿宝从倒卖国库券到进入股市，从干外贸到涉足金融，从创品牌到推动企业上市，桩桩件件都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则给予剧中人物行动的生活逻辑。阿宝的成功，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把握时代机遇的社会性成功。爷叔的教导、汪小姐的帮忙、李李的协助、玲子的支持，乃至舰队的合作，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只有在人物关系的网络中才能实现对“这一个”独特性的彰显，完成典型人物的塑造。

典型人物既可以是性格复杂多样的圆形人物，也可以是性格鲜明单一的扁形人物。《狂飙》中的高启强和安欣，就是这两者的代表。高启强从鱼摊小贩到黑社会老大，从社会底层到成功“企业家”的转变，体现了非常复杂的人物性格变迁路径。而安欣，则不断强化其作为一个警察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守。《繁花》中阿宝、爷叔等具有扁形人物的特征，而汪小姐、范总等则更偏向圆形人物的某些特点，虽然性格都可谓鲜明，但部分人物在丰富性和层次性上尚有不少进步空间。不过需注意的是，如果一味追求人物所谓的“复杂性”和反差度，有时反而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当年的《黑冰》如此，今天的《狂飙》也多少与此相关。

典型人物应该具有激发社会话题的能力。《渴望》中的刘慧芳，引发全社会对怎样才是一个好女人、好妻子的讨论；《狂飙》中的高启强，激起广大观众对于一个底层劳动者为何会变成黑恶势力老大的热议；《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让我们在新的时代重新审视“娜拉出走后会怎样”的命题。《繁花》所激发的社会话题甚至从人物角色延伸到文旅融合上，将艺术创作变成了社会实践，充分发挥了电视剧的社会影响力。

▻启示之三：电视剧是影像艺术。影像风格，是电视剧的艺术标示。

在传统的认知里，电影非常注意影像的质量和镜头画面的美学含量，主要以人物行动推动情节发展，强调与生活世界的“异”。而电视剧则不太重视影像质量，主要以对话推动情节发展，更侧重于镜头画面的信息含量而不是美学含量，强调与生活世界的“同”。《繁花》则以典型的王家卫式影像风格质疑了这种认知。

《繁花》可以说是电视剧影像电影化的极致代表。《繁花》拍摄时间长达三年多，除了导演王家卫的工作习惯之外，也因为影像质量对标电影带来成本升级，并进而影响了故事的改编取向(复杂的故事意味着更长的制作时间和更高的生产成本)。另外，《繁花》的影像建构还充分发挥了上海这座大都市多样化地理空间的魅力，并与沪语一起展示了地域文化对于电视剧审美的强烈影响。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电视剧集数众多，如果采取类似电影的生产方式会导致制作成本急剧上升。即便在全面数字化的今天，精雕细琢的生产对于电视剧来说也还是比较奢侈的。而随着AIGC等新技术对影视生产的持续赋能与剧集短剧化的发展取向，这个问题未来不难得到解决。

影像质感的升级带来的是欣赏获得感的提升。《繁花》《漫长的季节》都在电影院进行过首映礼等播映活动，明确宣示了电视剧和电影之间某种程度的融合。更重要的是，《繁花》在影像语言上也全面电影化。王家卫十分重视影像画面的氛围感和多重意蕴的营造，惯于用熟悉的小景别、特写镜头、移动摄影、光影色调、节奏变化，以构成画面信息传递之外的多重审美空间，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剧的美学品位。同时，大量具有时代感的经典歌曲的配合，也为观众带来额外的精神消费入口和情感共鸣的链接。《繁花》因而具有鲜明的作者风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繁花》是一座“孤峰”。但电视剧的风格化，绝非自王家卫开始。李少红、胡玫等导演早就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繁花》的火爆，说明观众对具有独特影像风格高质量剧集的热情期待，我国电视剧影像语言在整体上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繁花》的成功，具有某种特殊性，也给我国电视剧艺术走向高峰之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启示。用高质量的故事打下基础，深入现实，充分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艺术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在制作上精益求精，追求具有个性化的影像叙事风格，是电视剧走向艺术高峰的进阶之路。

*本文刊发于《中国艺术报》2024年3月18日第6-7版

图文转载自《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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