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坠落的审判》，没有起承转合，没有一波三折，一场平静的审判，仿佛撕开一个口子，里面是暗流涌动，又或是巨大深渊。这场官司没能等到令人心安的结局，所谓公正的司法也难以判定无法言说、无法证实的生活。比起女性主义角度，笔者更想通过电影理论和叙事学的角度来聊聊这部第76届金棕榈电影。故事讲述了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是一位德国作家，被指控谋杀了丈夫塞缪尔（斯旺·阿劳德饰）。他们11岁视障的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发现自己作为这场悲剧的唯一目击者，面临着道德困境。塞缪尔之死的真相仍不明朗，谜团愈加浓重：意外？自杀？杀人？调查开始了，法院在“独立女性面临的社会偏见”的背景下调查了这对夫妇的生活，并在法庭上公开审查了他们的争吵录音。

《坠落的审判》海报

作为“目击证人”的儿子是一位视弱患者，因此他的证词难以佐证；作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被告妻子既没有用母语德语，也没有用所在地的语言法语，而是用了“第三方语言”英语，因此她的证词也在翻译中变得模棱两可。桑德拉被迫用另一种语言说出她所说的话，与其说词语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不如说翻译的背叛对任何表述都产生了更广泛的关注。审判中再次出现争吵录音也并非小事，任务分配、家庭工作和“专业”工作之间的不平衡、为人父母和婚姻关系等问题本应是夫妻隐私，此刻却变得与死亡密切相关，“不得不”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公之于众。这不是一部关于家庭暴力的纪录片，而是从内部重新审视了两个人之间任何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或许本质上都是可怕的或危险的。

故事发生在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独栋小屋，这对夫妻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整场坠落没有被任何人听到或看到。在片头我们得知，桑德拉是一位像她丈夫一样的作家，她回避了采访她的学生记者的问题，这立即表明片名的“坠落”也代表言语的下降，因为小说家认为言语是至高无上的。“我的工作就是模糊界限，让虚构破坏现实（c’est de brouiller les pistes pour que la fiction détruise le réel），”她甚至在电视采访中吐露心声，媒体很快就发表了这一采访。这场事故，作为一个沉闷的物质现实，切断了关于作者无所不能、自我虚构的周围话语。经过调查之后，法官试图阻止确定“事实”的可能性增加，而法庭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言辞竞技场——现实已不复存在。

生活在真假之间

“你想知道什么？”在影片一开始，桑德拉就向前来询问她的学生记者问道。实际上记者想知道在桑德拉的作品中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构，以及作者是否认为我们只能从现实中发明和创造。然而，桑德拉的文学作品属于一种可以称为自传小说的类型。该术语于1977年首次由作家兼评论家Serge Doubrovsky使用（以定义他的故事《儿子》）。它混合了人们可能认为先验相反的东西：自传和小说。自传小说实际上是一个受故事作者生活启发的故事，但是一个允许自己浪漫化、想象的故事，它并不遵守真诚、真实、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标准。通常与传统自传（以及 Philippe Lejeune 定义的“自传体”）联系在一起。对于这种文体，人们通常有两种倾向：一是指称性，它基于叙述者、作者和人物之间的同名关系，认为“自传体小说是一种通过虚构来处理现实的方式”；另一个是纯虚构的，被认为是“虚构而不是自传”，也就是“自我虚构化”。在这场审判中，桑德拉承认她的自传小说受到她生活中的元素的启发（特别是她儿子的事故，但还有她儿子和她丈夫的关系）。在电影开始时，当记者试图区分真实与虚构时，桑德拉回避并转移了谈话主题。但是，在整部影片中，她必须在审判前和审判期间回答警方和律师的问题。她将不得不谈论她自己，谈论她的书。因此她演讲的每个元素都将被剖析，所说的每个词将被分析。

我们可以像分析文学作品一样分析真实的生活吗？在解释文学作品时，所提出的问题是基本的：谁在说话？（角色或作者？）我们能否理解摘录的含义？（摘自一本书或一段录音——这对夫妇的争论），而不将其与更广泛的背景联系起来？谁决定文本的含义（演讲的发表人？又或是演讲的接收者？）法官想要阅读桑德拉所著书籍的摘录，该书讲述了一个感到杀人欲望的角色的想法。这一指控显然在这段话与塞缪尔的死之间建立了相似的联系：桑德拉在她的小说中预示了她的杀人欲望。对于辩方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你没有结合上下文！你对一个细节产生了妄想！摘录没有上下文，它只是一个次要角色，没有实际意义。即使在文学文本的体裁中，这也只是一个幻想，而不是事实。”辩方指责法官过度解释，将次要段落作为本书的核心。辩方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将作者与角色区分开来，角色的观点并不等于作者。（人物的）虚构世界和（作者的）现实世界是有区别的。法官认为，“桑德拉的书是审判的一部分，她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特别是她的社会关系。”被告的书属于自我叙述，具有自传灵感，因此我们可以在人物和作者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它们不是完全虚构的。而对于辩方来说，这不是自传而是自传小说，这是一种允许自己将小说重新引入自我写作的体裁。

比起桑德拉的文学作品，夫妻间那段实质的录音似乎变得更有说服力。我们开始听到了声音，然后通过电影镜头巧妙的转场，以图像重建这一关键时刻。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电影本身的戏剧化过程：在电影的极端时刻，通过图像投射出在证词中仅处于不可言说和沉默状态的内容。暴力事件是通过回到“只能听到声音的”镜头中发生的，法庭和观众听到桑德拉的耳光、塞缪尔的打击、破碎的物体，但无法将尸体与它们联系起来。然后，这对夫妇形成了这一个缺席的身体：在银幕之外（hors de la scène），它指向了整部电影，逐渐破坏了再现的意义。时空的空档打开了话语权，每个听众都有自己想象的空间：这对夫妇的身体，在亲密的磨难和想象中的叙述之间撕裂，录音调查的可见性和经验的不可见性。实际上，这场坠落的判决在审判中不断被肯定和否认，这可以说是一次场面调度（la mise en scène）的艺术。

但事实上，正如辩护律师所说，如同桑德拉的文本那样，这场争吵确实是一份“模棱两可的证据”。一方面，就像被引用的文字一样，录音只是摘录，只是两个人关系中的一个瞬间，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整个生活。桑德拉这么说道：录音不是现实，因为它只是现实的一部分。这确实是他们的交流、他们的言语、他们的声音，但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所有的存在、他们的交流、他们的互动、他们的身体的总和：我们永远无法掌握一个存在或一种关系的整体性。另一方面，我们先验地相信这段录音肯定属于现实、事实（而不是虚构和陈述），要知道，这段录音是塞缪尔记录的，他试图通过从妻子的方法中汲取灵感来创造“自传小说”。因此他录制的录音不也是文学作品吗？谁知道塞缪尔是否不会为了为他的书提供材料而引发争论呢？传统的秩序——文学出现在生活之后，记录生活、描述生活的顺序被颠倒了：首先是文学（写作、表演的欲望），然后是生活。

话语在权利之间

正如在纪录片中，摄影机的镜头下没有绝对的真实；同理我们是否可以推测，正在录音的塞缪尔是否在争吵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表演成分？一切都不得而知。在争吵中，我们听到塞缪尔责备桑德拉“正在偷走我的时间，在掠夺我，在欺骗我”。没错，这种“家庭妇女”式的呐喊从丈夫口中说出，这场父亲的坠落何尝不是父权制的坠落？父权制要求妇女在婚姻和母性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女性气质。这是一个典型的“拉康式的男人”，他保护自己——免受女人对他所代表的他者的伤害。

《坠落的审判》剧照

这场审判是对一个不够称职的母亲的考验。她杀了她的丈夫吗？这是一场意外吗？还是他自杀了？尸检没有答案。因此，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正确的。一年后开始审判，两个论点将相互对峙并支持专家的观点：一方面是自杀，另一方面是谋杀。这是对母亲的考验，而这个考验的背后，则是女性性欲的考验。从审判一开始，总检察长就以性取向为由对其进行攻击。他称她为双性恋——诽谤她不忠，他那近乎恼怒的语气，展现出他对这个女人的明显偏见。她对不忠有罪，对独立有罪，对写作有罪。引用劳尔·阿德勒的话，写作的女性是危险的。根据这部电影，我们可以补充：有欲望的女人是危险的。在男权法庭上，桑德拉有罪。她为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母亲而感到内疚，她因没有成为善解人意的妻子而感到内疚——更糟糕的是，她没有悲伤的情绪，甚至那样的理性、条理清晰。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罪。这种差异性是令人恐惧的，我们一直试图消除我们期望他们扮演的角色背后的差异性。桑德拉会说英语，但法语却结结巴巴。语言是权力的所在：法院归咎于丹尼尔禁止在教母玛吉·伯杰在场的情况下在家中说英语。审判期间桑德拉被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经常被迫说法语，而法语是很难说的语言，她的态度是不被理解的，但她没有哭，没有颤抖。她站直了。导演试图塑造这样的角色，来使叙事结构更加完整。

在电影中，男性面临着传统家庭中女性面临的问题，现实解决着传统文学中虚构出来的问题，流转于女性主义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精致且诗意的镜头中，也许我们一直追寻生活的真相就在真实与虚假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自我和他者之间……